文／杨莹
一
岳麓山位于古城长沙湘江之畔的西岸，是一座丘陵低山，主峰禹碑峰海拔不过才三百米。但却因为山势纵横，南接衡岳，北望洞庭，西临茫茫原野，东瞰滔滔湘流，系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尾峰，国家5A级风景名胜岳麓山景区。特别是山中的爱晚亭和背山面水、才人辈出的岳麓书院，在世人的心灵版图上一直占据高位。
“爱晚亭”为毛泽东主席所题写。亭形为重檐八柱，琉璃碧瓦，亭角飞翘，自远处观之似凌空欲飞状。内为丹漆园柱，外檐四石柱为花岗岩，亭中彩绘藻井，东西两面亭棂悬以红底鎏金“爱晚亭”，是由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专函请毛泽东所书手迹而制。亭内的碑石上刻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诗句，笔走龙蛇，雄浑自如，更使古亭流光溢彩。
“爱晚亭”之所以名震世界，是借了唐朝诗人杜牧七言绝句《山行》中的：“停车爱坐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惜我们春季登山，自然无法体味瑟瑟秋风里满山红叶的意境。但爱晚亭三面环山，亭前有池塘，桃柳成行，倒也端得有韵致。亭中方石上刻有张南轩和钱南园游山的七律“二南诗”被我拍照留存了，倚着冷寂无言的石柱，体味着“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的字里行间的意趣。
世事沧桑，尽管“一双驯鹤”早已荡然无影，但“五百夭桃”多少还保留下来了，每年春天，桃花盛开，都会有人来亭子里赏花。到了深秋，枫林红似火。听朋友说，这里的亭子最早叫“红叶亭”正因为这满山红叶，后来被时任湖广总督毕沅改称“爱晚亭”。亭子从清乾隆五十七年（年）建造，历经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和建国后的多次大修，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格局。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亭子完全被毁，年重建后，成了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与陶然亭、湖心亭、醉翁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
“爱晚亭”同时也是革命活动胜地，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到岳麓书院，与蔡和森聚会山中亭间，纵谈时局。在那革命处代，当时的有志青年默默地追随毛泽东，穿行在山间，坐在红叶丛中，相互探求真理。我抚摸着亭里的石碑，阖目静听，似乎仍能听见70年前的侵华日军的炮声，一声一声，敲击在碑身，空气中漫弥着枪林弹雨的急切，这座古亭，再现了历史的风沙与金戈铁马。
二
爱晚亭的东北角绿树掩映中隐约有斑驳的院墙，有一扇半掩的旁门，从这里拐进去，便到了承载千年文脉，世人称为“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书院的面积不大，也没有什么高楼轩宇，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合庭院式的教学机构，布局却那样的合理、严谨，体现着古代文人的别具匠心。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那些飞檐翘壁的曲廊亭阁，青砖铺就的阶台小径，参天的古木，潺潺的清泉，以及那一扇扇缀满青苔的粉墙，无不体现出千年庭院的遗风流韵。
书院对于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玄宗开元六年（）设丽正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学样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那时的书院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唐五代作时作为讲学肄业之所，以教育为基本职能。其后，书院以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颇能矫科举之弊，师生以道相尚，做人与为学相统一，学人以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养其德，明其道，影响了一代代读书人。
北宋开国，太祖以文人治国，开科取士，然而，时局方定，百废待兴，官学不振。政府注意力全部集中用于科举，而未曾兴办学校，以致于士子无就学之所，四处出现“儒者往往依山林，即空旷之地以讲学，大率多至百数十人”的场景。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便自觉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纷纷兴起。虽然书院教学并非以应对科举为主，但他们聚书山林，建院讲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书院。
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至宋仁宗宝元元年（）60余年的时间内，连续不断地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书院遂得“声闻于天，风化于下”，成就了宋初的显赫与辉煌。一时间，“士病无所于学，趋之书院；官病无所于养，取之书院”。但书院教学奉行的还是“澡雪身心，传习圣贤之体用”，而非“备科场考试之需，预习为官之道”。
三
在古时，但凡书院，造址非常有讲究，避喧嚣而求静，讲学自由，人才迭出。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麓洞、岳麓、应天、嵩阳（也有说是石鼓）”之一，北宋开宝九年（公元年）创办，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战火，曾七毁七建，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又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年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朋友形容岳麓书院，像一端卧在岳麓山下的陈年墨砚，古朴、端正，飘逸出悠悠的墨香，被经史典籍终年浸润，骨子里透出一种书卷气质，历经千年，弦歌不绝。纵观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
朋友曾经粗略地统计过，从岳麓书院走出去的人仅为正史立传者便有26人，从南宋到明清，代代有名人；陶澍、贺长龄、郭嵩涛、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熊锡龄、程潜等岳麓门生，一批批日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都从这里走向社会，难怪余秋雨对此这样评价：“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特别是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有蔡和森、邓中夏、谢觉栽、甘泗淇、周小舟等呼之即出。毛泽东亦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杨昌济。没有哪一个学府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名山大川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岳麓书院如同一张弥漫着历史沉香的文化名片，一砖一瓦，一廊一柱，都没有太多的雕琢，朴素，清幽，却因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渗透而被后世景仰。
茅山书院，源远流长的文脉
文：杨莹
一
茅山系江南道教名山，国家5A级景区。最早它叫句曲山也称地肺山、三茅山。茅山和岳麓山一样，都属于低山丘陵，茅山海拔虽然只有米，但大茅峰、二茅峰、三茅峰三座山峰蜿蜒如绿色苍龙。被道教尊称“第八洞天，第一福地”“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三宫五观”分别坐落在起伏的山脉上，有着悠久历史的茅山书院当时就在“三茅山后”（古曲林馆今崇禧万寿宫附近）。
在众多书院中，人们最为熟知的莫过于宋代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事实上，除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历史上还曾有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睢阳、茅山这六大书院一说。其中的茅山书院也和其他书院一样，数度废建。茅山书院，史书上载“由处士侯遗创建于江宁府三茅山后。”侯遗为宋代隐士，字仲遗，句容通德乡人（华阳街道原石狮）。
南朝梁时，侯遗家族是从南京侯家塘迁来石狮侯家边，是朝庭调派为南康简王萧绩守墓的，萧绩生前拜陶弘景为师，病逝后葬于句容西乡，萧绩与茅山道教的缘因，使侯氏家族也十分崇尚道教。侯遗自幼酷爱诗书，后来隐居茅山，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初，在茅山古曲林馆附近创建茅山书院，教授生徒。十多年来，自营粮食。侯遗曾写诗《茅山书院》：“精舍依岩壑，萧条自卜居。山花红踯躅，庭树绿栟榈。荷锸朝芸陇，分镫夜读书。浮云苍狗纪，一笑不关余。”诗的颌联说明了办学形式亦耕亦读，尾联则是他隐士作风的写照。
明弘治《句容县志》卷六载，仁宗天圣二年()，王随知江宁府，奏请於茅山斋粮所剩庄田内给三顷充书院赡用，从之。也就是说，仁宗天圣二年()，江宁知府王随重视教育，他奏请朝廷从茅山道院斋粮田内拔出三顷充书院经费，获诏准。书院本是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私会。受到赐田待遇，茅山书院一度红火。山长侯遗精心地守护着文脉的源头。许多文人墨客来此游学，翰墨飘香，谈笑鸿儒。
北宋杰出的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也数次来到茅山，拜访书院，写下了《登茅峰三首》《次韵刘著作过茅山今平甫往游因寄》《中茅峰石上徐锴篆字题名》《玉晨大桧鹤庙古松最为佳树》的诗作。王安石的弟子龚原，元符元年（），为权工部侍郎兼侍讲，出知润州。他在《赠王筌诗》（诗载《茅山志》）中写道“华阳新报洞门开，应为高人受箓来。试问玉门沙远近，未饶元放是仙才。”其中的受箓就是指的茅山上清派符箓。
张纲（—），字彦正，以首贡入太学，应试内舍、上舍，均得第一，宋徽宗政和四年（），御前释褐第一，以三中首选，特升国子监太学正，政和六年（），迁辟雍博士，除校书郎。晚年辞官归隐茅山二十年，自号华阳老人，茅山书院多次留下他的足迹。他还在茅山华阳宫修建了一座“深秀轩”书房，接待同道中人，享受“兴来尊酒随时办，客散琴书尽日留”的乐趣。他共写了七首有关茅山的诗作，并著有华阳集四十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二
侯遗去世后，居空徒散，书院萧条而冷清，昔日繁荣已化作墙垣上的缕缕藤葛。北宋后期，几近废弃。当然，茅山书院的废驰并不是个别现象。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以及社会风气不无关系。随着北宋的仁宗、神宗、徽宗等三次兴学活动，自太学以至州县学，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当政府大规模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逐步取代了书院的地位，士人们纷纷离开书院而转入州县学。
书院原是补官学不足的，官学既盛，书院必然受到影响。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院几近消失，就连石鼓书院也改为了州学，书院式教育进入了一个沉寂时期。茅山书院当然也不能例外。那时候，经常有大批读书人来到茅山书院，每次来都会对着侯遗的像凭吊一番。像一个历经战争苦难的民族，无数前辈走了，但光芒还在头顶闪烁。读书人需要这种光芒来尊扬儒家理学，挽救世道民心。
然而，眼前破败的书院却又令他们难免伤感。士人巫伋特意缅怀茅山书院第一代山长侯遗并赋诗《茅山书院谒侯处士像》：“斋粮资讲舍，遗像拜山中。不尚神仙术，特存儒者风。斯文真未丧，吾道岂终穷。为忆皋比拥，庭前古木丛。”诗中既表达了对侯遗的仰慕，又有种尘外之思。巫伋生于北宋元符二年（），卒于南宋乾道九年（），字子先，句容望仙乡(今东昌乡青山)人。自幼奋发上进，博览经、史。
南宋绍兴八年()，巫伋中进士。任秀州华亭县青墩(今上海松江县西)盐场水路盐运官。继迁御史台、监察御史、同知贡举、谏议大夫等职。他身在朝廷，却一心牵挂家乡，曾捐薪建造龙游山寺院(达巷村东一里)，题额“昭圣寺”。他多次上茅山，读书、题字、写诗、悟道。
三
两宋之际，战乱连年，许多官学、书院都毁于兵燹。民族危亡，士风败坏，让南宋理学家们深感重振伦常、收拾人心的必要。于是，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家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书院，使得宋代书院又复兴起来，书院制度也逐渐成熟。宋理宗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极力推崇，书院教育也被纳入全国的官办学校系统，宋代书院教育由此进入极盛时期，迎来了浩浩荡荡的奔腾时代。
随着大环境的转变，茅山书院经过修葺，也在南宋时期应运兴复。但不久又废。理宗端平二年（），金坛人刘宰在三角山重建茅山书院。不久仍废。刘宰（-），字平国，绍熙元年（）进士，官至太常丞、宁国知府。他“少志伊洛之学”，推崇二程之说。南宋理学盛行，刘宰推广书院教育，传播学问。刘宰重建茅山书院与他学术背景有关。清人全祖望考证，刘宰为张栻的再传弟子。张栻乃南宋“中兴”贤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主要传人，主持过岳麓书院，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
宋理宗淳祐年间，金坛知县孙子秀“崇学校，明教化，行乡饮酒礼。”他走访茅山书院故址，并拨款加以修缮，但没多久茅山书院又被地方豪绅所夺，书院旧址渐为崇禧观所占。宋度宗咸淳七年（），同乡的人又将茅山书院迁徙到金坛顾龙山，一时成为全县的最高学府所在地，书院不仅建有先圣庙、大成殿、先贤祠、明诚堂等。还供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栻等先贤祠祀，藏诗书数千册。纵观宋代书院共有所，北宋占24%强，南宋占75%强。南宋时代书院的发达，可谓登峰造极。
四
南宋灭亡后，元代统治者异常重视书院教育，不但保留了汉人创办的书院，归还学田，还将书院收编为地方官学，并授山长之职。山长就是一院之长，与学正、学录、教谕、教授一样，属于正式学官，可以一体任转升迁。书院生徒也享受官学生员的相应待遇。书院生徒也享受官学生员的相应待遇，“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
山长负责制的书院管理模式形成于南宋，“山长之称，人以为非实行粹学者莫宜居”。山长主持书院教务，取舍诸生，非饱学之士无法服众和担当。南宋中后期，书院官学化，山长一职渐由吏部任命，多为州府教官兼任。元朝统治者为了笼络遗民世心，控制书院，直接委派山长，这些山长一般都是“亡宋登科贡舍之人”或“会试下第举人”。山长虽然品阶低下，但毕竟是正当官职，能够解决生计问题，还是有许多士人愿意出任。
从德祐二年（）南宋首都临安沦陷、宋恭帝被擒，到元朝至顺年间，茅山书院一共出现了25位山长，平均计算，每任不超过3年，或许与一段时间内实行双山长制有关。名单如下：蒋达之、张梓、王去疾、韦星凤、张开先、沈天佑、顾岩寿、王大年、朱志高、陈谔、景范、承勋、潘景之、林用、姚正翰、刘洪、赤盏崇、吴世荣、薛钧、丁师文、朱富春、周东卿、周璇、诸士芳、王实。其中，赤盏崇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女真人。诸士芳，金坛县志又作储士芳，宜兴人，王实，字彦谦，绍兴人，二人同时兼任金坛县教谕。
宋元时期，茅山书院几度兴废，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倡科举，兴办官学，推崇理学，专以八股取士，同时，裁撤书院，并收没下属学田。书院教育因此受到压制，茅山书院终因影响力有限，及至明代就销声匿迹了。但是，南宋名臣、诗人范成大却将茅山和徂徕、岳麓、石鼓列为宋初四大书院，南宋王应麟和近人盛朗西、陈东原也将茅山列入六大书院。这或许跟茅山书院的创办时间较早有关。据记载，江苏省在宋代创办的书院总共有19所，其中北宋只有茅山书院一所。此外，茅山又因道教闻名，历史上的名人佳士多次往来于此，留下的佳文诗作亦为书院增色。
五
民国初年，随着现代教育的出现，中国大部分书院的原址上，都新建了现代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茅山书院虽然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较短，但它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见证，也体现出句容和金坛古代崇文尚学的良好风尚。就像余秋雨先生说的，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不会是纯粹的遗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如今，茅山书院再次在茅山东麓郁冈峰的乾元观重新复建，这已经是茅山第四次重建书院了。
现在的书院除了延续最初书院的传圣贤之道，读经典、重祭祀之外，更加注重道教文化的传承。设立道德讲坛、研究宗教文化的编辑部，从而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丰厚人文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卓越人才，推进传统文化建设。每一个来此读书的人，都会静静体悟一段历史的深邃。茅山这座有着深厚道教文化底蕴的山峦，因自然环境使然，那层岭绵延之内的草木，瀑布飞泻之下的山峦，无不是天地大书展开的章句。
作为茅山道教“三宫五观”之一的乾元观，是江南全真道发源地之一，最初道观为秦时李明真人炼丹之地，至今尚留古井遗迹。到了南朝，陶弘景隐居茅山，这个古观成了许多道教大师栖息隐居、修炼养生之地，却在战乱中数度兴废。明代全真龙门派邱祖的第十四代弟子闫希言为了修复茅山乾元观，他游说金陵诸多公卿名士，慷慨募资不仅建造了“松风阁”“宰相堂”“雷接碑”，又将“洗心池”“活死人墓”修葺一新，还引山泉灌溉稻田数十亩，美化了周围环境，房前屋后，林茂竹翠。《茅山志》卷九中均有记载。
闫希言于万历十六年()卒。传有弟子舒本住、江本实、王合心等。《茅山志》云：舒道人，名本住，号一庵，金陵人。晚而慕道，浪迹诸名胜，至三茅郁冈之下，结茅而栖。坚意精心，凡十余年。而道人闫希言者，始来自终南，丰腹重颔，不冠不履，舒知其不凡，拜为师。遂相与胼胝，兴复古乾元观……阎祖因此名垂青史，南京大理寺卿陈文烛为其撰碑文《乾元观记》；刑部尚书王世贞为其立传《闫道人希言传》（收入《四库全书》）。
六
从明代开始，茅山便出现正一、全真共栖一山之格局。“三宫”沿传正一道统，“五观”则习传全真道派。康熙二年（），王常月率詹守椿、邵守善等门徒长途跋涉至茅山、南京、杭州、湖州等地立坛传戒，皈依弟子达万余人，其中笪重光皈依其门下。王常月是道教中的广大教祖，十方善士很多都是他的法裔，其中笪重光伍守虚金筑老人，都是当时道教中有名的启派师。对于笪重光为龙门启派师，《道教源流考》也有类似之说：笪重光系道教龙门派第八代启派师。目前，道教全真教开坛传戒中的《初真戒》为王常月撰，该戒后序为笪重光所写，署名郁冈居士笪重光。时值康熙十二年（）。
笪重光（-），字在辛，号江上外史、郁冈扫叶道人等，为句容东乡茅冈（今句容白兔茅庄）。年少时气宇轩昂，曾走读焦山僧舍，于顺治九年中进士，顺治十五年（）升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顺治十六年得罪了当朝权相，早早结束了官场生涯。笪重光便把官场上失意、人生的兴趣转移到书画中来。因为笪重光生活在声名远播的道教名山茅山脚下，叔父又在大茅峰当道士，道教思想理对他影响深刻。他隐居在茅山郁冈峰，出资修建扫叶楼、松风阁，常去乾元观与孙玉阳论道，弘扬全真教义。
孙玉阳，道名“守一”，拜沈常敬(--)为师，沈常敬（一系）与王常月同辈，晚年居茅山传道，整乾元观道风，振兴龙门派，门庭亦盛。沈常敬门下有孙玉阳(道名守一)、黄赤阳，黄赤阳又从王常月受戒，合王、沈二系传承于一。孙玉阳以宗师职住持茅山乾元观。那时候，茅山的乾元观、玉晨观、白云观、仁佑观、德佑观，先后被改为传授龙门派，或龙门岔支派，全真教龙门派在茅山极为兴盛。孙玉阳门下弟子有阎晓峰，周明阳(派名太朗)，范青云(派名太清)。
笪重光一心想在有生之年积点功德，为茅山道教的振兴尽一点绵薄之力。白天他呼吸着山间清新的空气，沐浴着朗润的风，夜晚的丁点星火里，他又埋头梳理着茅山道教那残缺的历史。康熙九年，他撰文书写了《茅山九霄宫天炉碑记》，至今仍存。次年，一部凝聚着他十年心血的《茅山志》十四卷编撰成功。而隐居期间，也成就了他非凡的艺术成就。顺治十七年（），他在茅山作传世名画《松溪清话图》，画中反映了他隐居茅山“复得返自然”的心境。康熙十二年至十三年春，著《书筏》《画筌》两篇传世。这些传世名作，都是他归隐茅山后创作的。
七
乾元观的名气遂越来越响，长年累月都有人来隐居修炼。年，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来到茅山，为母亲劳氏选择迁葬茔地。康有为在母亲迁葬之后，住在茅山守孝三年。康有为常常到乾元观去讲学，据说他特意在观中建了一个“辛夷馆”，专门用来喝茶、研习经文，乾元观的茶也称“乾茶”，古时为贡品。康有为在“辛夷馆”品完茶兴致高时会写几笔书法，留下了“众妙”等珍贵的墨宝。
清代之后屡遇战乱，历史上的“三宫五观”也遭受破坏。乾元观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时期，因乾元观的松风阁是新四军的联络处，日本侵略者放火烧毁了所有殿宇。尚存的一块万历年间的《乾元观记》碑刻，成了观内最珍贵的文物。乾元观在年恢复道场后，成了江苏省唯一的坤道修炼场所。从年到年，在现任当家住持尹信慧道长的奔走努下，历时六年，复建了茅山书院。
复建好的茅山书院鲜少有来往游人的足迹，这只是一个安静独立的小四合院。三楼供奉着陶弘景宗师像，典籍经书满满当当地立在书柜上，有两个坤道弓着身子在整理图书，靠墙的一转边，都是木桌和条凳，温热的阳光透过木格子窗户洒在书桌上，变成一个一个的金点子。窗外青山连绵，大茅峰之顶的九霄万福宫与茅山书院遥遥相对，见证着松风阁亘古的风雨。
一时间，内心百感交集。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仿佛进入了无时间概念的空灵之地，对这块圣地不禁肃然起敬。山中那汩汩的清泉，潺潺的溪流如同茅山文脉源源不断；院里那一砖一瓦、一石一碑、一廊一柱无不引起现代人的怀古之幽情；书卷多情如故人，那一页页的白纸黑纸，如同串珠帘，将一切尘俗挡在梦外。茅山书院，四毁四建，源远流长的文脉最终在这个古观得到延续。千年的光阴攸忽而过，这是自然的造化，是读书人生命内在的向往，是代代宗师的使命与担当，更是茅山道教和全社会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