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孙柳玭来到成都。他在《柳氏家训序》中记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这也许是名人在成都逛书店、淘书的最早记录。成都作为“书香之城”，是如何“炼成”的呢？
年成都出土的唐代《陀罗尼经咒》拓片
蜀纸蜀刻本甲天下
两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就出现了造纸业。唐、五代时，蜀纸成为皇家贡品，更是朝廷专用公务纸。麻纸享誉全国，王公贵胄写诗作画，都花费重金从成都购买蜀纸。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认为：“成都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唐宋时期，造纸之家主要聚居在浣花溪。司马光《送冷金笺与兴宗》描述说：“工人剪稚麻，捣之白石砧。就溪沤为纸，莹若裁璆琳（美玉）。”当时仅浣花溪一带就有数十上百家的造纸作坊，足见成都造纸规模之大。晚唐诗人郑谷《蜀中》亦云：“夜无多雨晓生尘，草色岚光日日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浣花溪的造纸盛况成了蜀中一景。
纸家为何选择浣花溪？苏东坡从水质角度分析：“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洁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力也。”浣花溪水含铁量低，悬浮物少，硬度不高，纸张洁白光滑，细薄坚韧，女诗人薛涛曾在此制作“薛涛笺”。五代南唐皇帝曾派人到成都“求纸工于蜀”，在江南仿造蜀纸。蜀地后来还出现了“谢公笺”，同样深受欢迎。
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成都印刷业的兴盛。剑南、两川版印历书行销天下，白居易曾感叹“诗家律手在成都”，诗人的文集为当时的畅销书，而唐代以来“天下诗人皆入蜀”。
年，成都望江楼附近出土“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为8世纪中叶成都雕版印刷品，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唐代印刷品实物。据考证，“龙池坊”就在今天春熙路一带。
宋代，蜀刻“刊行的书籍品种之多，数量之大，质量之精，均远远超过从前。”《四川新闻出版史料》记载，当时成都有名的书坊有广都费氏进修堂、广都裴宅、西蜀崔氏书肆。北宋徽宗年间，广都费氏进修堂雕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世称“龙爪本”。南宋景定二年（年），广都裴宅雕印了《六臣注文选》60卷。宋版蜀刻本反映了中国古代印刷的最高成就，成都作为全国著名的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史称“宋时蜀刻甲天下”。
重视文教文脉相传
自文翁办学以来，成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除了造纸术、印刷术发达之外，历代层出不穷的书院、藏书楼文脉相传，使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
鹤山书院建于年，为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教育家魏了翁在蒲江老家守丧时所建。魏了翁不但自己讲学，还延请当时著名学者讲授其间，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极大地提高了四川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以他为代表的鹤山学派，将蜀地的三苏蜀学与洛阳的二程洛学这全国两大学术流派融合在一起，“洛蜀会同”使宋代蜀学与理学均发展到新的高度。鹤山书院藏书达10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国家藏书规模。据学者考证，整个宋代书院不少，但藏书上万卷的仅4所，鹤山书院的藏书量为宋代全国各书院之首。
清代张之洞开设尊经书院，有力地改变了四川学风。蜀中三才子之一的李调元，也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大家，私人藏书达10万卷，置于万卷楼中。万卷楼被毁后，爱书成痴的李调元郁郁而亡，“殉书以死”。到了晚清，成都旧书店云集，淘书如淘宝，融入了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年，日本人中野孤山在日记里提到，四川劝工总会每年三月在南门外二仙庵举行会展，会场“有旧书店，摆放着古图书”。另一位日本人山川早水曾逛花市，发现“中国杂货店、古书店、古董店排列于檐下与中庭，除通路外没有插足的余地……成都大半的书店都集中到这里了，不时也能发现珍品。”
严雁峰贲园书库
新中国成立时，和平街16号的贲园是全国保存古代典籍最多、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深入贲园书库皓首穷经的，有著名学者顾颉刚、陈寅恪、马季明、朱少滨、蒙文通，书画大家张大千、叶浅予等，它被中国藏书界誉为“成都天一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小段/文责任编辑何齐铁编辑王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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