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乾隆喜欢下江南，殊不知，比起南巡，晚年的乾隆更喜欢东巡，也就是巡视山东，为什么如此热爱呢？因为可以收贡品收到手抽筋。
乾隆皇帝早期可不是以这种贪财形象出现的，在即位之初，他以拒绝收贡品而闻名，还为此特意下达了诏书彰显决心。
在诏书里，乾隆说自己因为老爹雍正去世痛心不已，况且还得服丧三年，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等守孝期满后，乾隆依然表示不收贡品，体现出对物质享受的拒绝态度，乾隆曾在一道谕旨里说明自己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认为大臣们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皇帝攀上交情，好满足自己的私欲。
瞧瞧，多明白的皇帝啊！
然而，是人都有贪心，只不过贪心的程度不一样，乾隆也是人，自然不能免俗，他从来就不是禁欲主义者，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身为天皇贵胄，他从小就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
虽然登基之后乾隆强忍了十来年，但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步入中年之后，乾隆的皇帝事业顺风顺水，自信心直线增长，他认为自己已经对国家做出了无法衡量的巨大贡献，也应该享受一下了。
于是在乾隆十六年他借着首次南巡外加太后六十大寿的名义，下了道圣旨，内容大意是碰到这么大的庆典，许多臣子一再要求进献贡物，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
嗅觉敏锐的大臣们马上发现了圣旨隐含的内容：皇帝想要礼品了。
于是全国的大小官员通通忙活起来，四处搜罗奇珍异宝。说实话，能在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往往都是揣度上意的老手，成天就是琢磨皇帝的喜好，如果把这点心思放在工作上，他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员工。
也许有的小伙伴会疑惑，全天下都是皇帝的，他犯得着拉下脸来跟大臣们要东西吗？
这得简单介绍下清朝的财政制度。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完全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由内务府掌管。
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额外创造的收入，除此以外，皇帝想要改善下生活，就只能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息息相关，为了满足自己日益高涨的物质欲望，乾隆才厚着脸皮发了那样一道圣旨，可见皇帝也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
贪欲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随着贡品越收越多，乾隆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对贡品的索取几乎要达到失态的程度。
在乾隆四十一年，66岁的乾隆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他的一生，对于山东有着特殊的兴趣，一共光临11次，有6次是南巡经过，5次是专门来访。
这一次东巡，声势十分浩大，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超级多，不止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就连附近的蒙古王公、盐政织造，甚至连湖广、四川、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也聚集于此。
这群人争先恐后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给老皇帝送礼。
于是乾隆此次的山东之行，成为了大臣们的赛宝大会。那些运送贡品的车队，远远望去都透露着珠光宝气。
乾隆的爱好早就被那些精明的臣子们摸得一清二楚。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乾隆喜欢。另外，扳指、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有一次，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其中有座镀金洋景表亭，也就是比较华丽的座钟，很得乾隆喜爱。
乾隆为此还发布了指示，大意是“这件东西挺好，以后照着这个样子多找几个，别管这东西有多贵，咱不差钱。”
从此，官员们疯了似的抢购这些西洋钟表，连带着八音盒的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
然后乾隆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要么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那些大臣们上贡的玉器，要么和妃子们摆弄那些镶珍珠的玉如意，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是仅仅靠贡品，还不能保证乾隆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由于皇家庄园的规模有定制，内务府的经营水平又很差，皇帝的小金库里财富增长速度极慢明显不能满足皇帝的花费，他可是有一大家子人呢，今天赏赐个妃子，明天赏赐个阿哥的，钱是真不够用，把乾隆给愁坏了。
为了挣钱，乾隆也动过很多脑筋。他派内务府官员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挣的比预期少多了，最后没办法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
乾隆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收入依旧增长的很慢。
乾隆意识到，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内务府那拨人太废物，他得找个理财高手，帮助自己利滚利滚利。
想睡觉来枕头，一个长相英俊的小伙进入了乾隆的视线，他就是人人熟知的和珅和大人。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读书人往往耻于谈钱，明明穷得叮当响，却还要摆出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模样。和珅却不然，完全信奉金钱至上和亲兄弟明算账。他是官二代出身，姥爷伍弥泰做过大学士，向他借两银子，他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亲舅舅跟他借钱，借了两，他按月给人家算利息，连本带利最后滚到两。
为了给皇帝创收，和珅开动了全部脑细胞，终于被他想出来个损招——议罪银，话说这也不是他的原创。议罪银早在汉代就很是盛行，意识是花钱赎罪，像我们熟知的飞将军李广，好几次贻误战机被判了死刑，都是花了大价钱买命的。
议罪银制度一出，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甚至还有自己给自己搜罗罪名主动缴纳的。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乾隆的腰包终于鼓了起来。
不过乾隆的收受贡品和议罪银制度，为腐败滋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自此，大清王朝虽然看起来还维持着盛世，但内部早已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