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去哪家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嘉宾简介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技大学EMBA的特聘教授。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观点吸取前两次危机的教训，此次经济刺激措施更冷静、审慎我国国家资金的重点是“两新一重”“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驱动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是新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钥匙地摊经济和“高上大"一样，都是中国生计政府应该现代化、法制化、市场化管理地摊经济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解决6亿人的收入问题支撑现阶段供应链的条件出现变化，东亚应加强合作现在是新四十年的起点，未来要做好三件事吸取前两次危机的教训，此次经济刺激措施更冷静、审慎金融界：有人对基础建设进行了三次划分， 次是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以化工业制造业为产业链的基础设施。第二次是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四万亿计划，以高铁为典型代表的基建加快了我国制造业的流转效率。第三次是这次的新基建，您认为这次的新基建对我国的制造业或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张燕生：回顾这三个时间段，我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当时的危机。 次是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应对当时的经济冲击，我国政府发行了长期建设第二次是在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基本涵盖了七大领域：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第三次是针对当前的新冠疫情所进行的新基建。通过这三次危机，总结三次危机的特点，经验和教训对推动新基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把年亚洲金融危机称之为亚洲生产方式的危机。在我看来，这个危机一直都叫做中国的危机。因为中国是亚洲生产网络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亚洲生产网络发生了亚洲生产方式的危机，此次危机重创了日本、韩国、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体。针对此次危机中央政府在年至年期间一共发行了亿长期建设国债和亿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两种国债均用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亿元国债主要用于以下七个领域的建设： ，在农民水利和生态环境方面投入亿元；第二，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投入了近亿元；第三，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亿元，具体包括公共干线和铁路网建设；第四，在城市基础建设中投入亿元；第五，在环保的基础建设中投入了亿元；第六，投入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第七，投入.5亿元用于提升教育基础设施。以上的这些投资，既刺激了银行的加速投放贷款，又带动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的配套资金支持。一揽子刺激计划是指3.28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一揽子计划不但涵盖了基础设施投资，而且还连续三次提高了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收入，也同时提高了城市 保障线和教育科研的资金投入。环顾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特别是年至年期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近两个百分点；对于出口的增长率，也有一定水平的提高。这次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 ，银行未曾留下任何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基本没有留下不良债务。客观的讲，当时的措施非但没有造成各行业的产能过剩，反而弥补了我国基础设施的一些短板。从年至年，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达10.7%，这为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条件。在此期间，我受单位指派带领小组参与国债稽查的工作，稽查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对于长期建设性国债的前期开展工作进行稽查，例如针对监理制，法人责任制和招、投标工作的开展进行稽查；第二，稽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资金到位率，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金到位率；第三，检查开工率，杜绝虚报瞒报开工情况，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稳步增长。可以看到，我国针对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推出的相关经济刺激措施，不仅使得中国在加入WTO组织后持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为我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条件。第二次危机是指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当时的危机并非剑指亚洲的生产方式，其真正的目标是虚拟经济的过度泡沫化，也就是我们时常提到的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所以说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高杠杆率的国家和行业。截止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维持在，可以说我国的整体负债情况呈现非常健康的状态。从我的角度看，年的危机是他们的危机，并非中国的危机，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这次危机的影响是什么？在看来，年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一度出现减速。这是由于我国在当时针对十大产能过剩的领域，特别是顺差较大的领域进行了调控；对于两高一资的产品出口进行了调整。第二，巧合的是，在产业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接至而来。中国经济需要面临国内调整和国外冲击的双重压力。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是年2月，而四万亿的经济刺激，事实上是国家以1.18万亿撬动年和年的投资项目。回顾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各行业的经济主体和市场主体，很多以危机为名搞了一场业绩大餐，因而也留下了较为严重的政府不良资产和银行不良资产，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生过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之后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在消化四万亿经济刺激所带来的结果。受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面临经济衰退的危机。在应对此次危机上，我国政府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年至年、年至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非常谨慎。2月25日绝大部分省份的新增病例已经归零；3月19日新冠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新增病例也为零；4月8号武汉宣布解除封城。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直接冲击和影响是 季度，而 季度中受到冲击和影响 的是湖北省。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表现出审慎和冷静有其足够的内核逻辑。我国国家资金的重点是“两新一重”金融界：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以及对于前两次危机的产生和政府措施进行详细的介绍。相较于前两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次新基建的经济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有学者认为新基建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不够强，而新基建真正的重点是其背后的改革意义。我想请问，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张燕生：以3月19号武汉新增病例归零为标志，事实上我国的疫情防控在当时已经趋于稳定状态。而回顾1月23日武汉封城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的两个多月期间，国际社会却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种是在汲取中国科学有效抗疫经验的基础上，日韩和东盟各国的疫情防控得到达了初步成果，东亚地区的疫情防控在全球率先趋于稳定状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欧美各国在抗疫之路上反而逐渐失控。在疫情初期，武汉已经展开防控的时候，欧美各国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例如封城、隔离、戴口罩等，进而疫情大肆蔓延，逐渐失控。欧美国家中，特别是美国的新增病例竟接近两万例，偶尔甚至出现三万例，以至于美国的整体感染人数居然高达两百万人，死亡人数接近十一万人。针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情况，美国推出了四轮的经济纾困方案，其总投入资金为2.8万亿美元。美国在四月份的赤字接近四千亿美元，整个财年的财政赤字高达3.7万亿美元，而赤字所占GDP的比例很可能超过18%，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纾困措施力度之大。欧盟也在5月27日推出了7亿欧元的经济纾困刺激方案，这套方案包含0亿欧元的拨款和2亿欧元的贷款。不仅如此，欧盟还在酝酿在未来七年出台1.4万亿欧元的欧洲预算和抗议扶助基金。日本内阁也在5月27日批准了安倍首相的1.1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当年GDP的40%。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美国和日本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力度非常大。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对当地的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打击非常大。受疫情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的物流、商业以及人口流动会大幅度下降，这对于整个经济，特别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致命的打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欧盟、美国和日本对于他们经济的纾困力度会如此之大。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国政府明确表示赤字率按照3.6以上为基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赤字率相较于去年增加了一万亿元，同时发行一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我们看到，这两万亿资金全部以特殊转移支付的机制下放到地方和基层。中国政府还下调了增值税率和企业养老金保险费税率等，新增的减税降幅力度是千亿级别。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计划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这个数字相较于去年增加了1.6万亿。回顾我国政府近年来的国家资金安排，相当一部分资金重点是“两新一重”。“两新一重”，一方面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5G相关应用、充电桩网络、新能源汽车等；另外一个方面，包括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例如智慧能源等；第三个方面，是创新的基础设施，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发创新方面的相关支出。我在这里想侧重谈一下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基础设施融合发展，要求提高城市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这其中包括县一级城市农民到县城的安家需求。新开工的项目中涵盖了老旧小区的改造，如支持加装电梯或发展多样性社区服务等。第三个方面创新基础设施，可用于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的工程建设，同时也包括国家铁路的建设资本金。事实上各地方政府对此也推出了不同的发展计划，例如上海市推出了“三年计划”，计划投资规模高达亿元；浙江省基于自身优势，推出了数字产业的“百千万计划”，其目的是带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以及提高相关营业收入。从已知的数据来看，从地方政府层面和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投资占比是40.7，中部地区的37.4，西部地区是21.7，其中东北部占0.2。以5G基站的建设为例，三大运营商今年预计将建设超过5.5万个5G基站，预计至年将基本覆盖全国的商用5G网络，其基站总数将会超过万个，直接投资数额将高达2.5万亿。至年，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的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87万亿。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基建的重点是整个国家，即新四十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行社会现代化建设，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总结来看，这次新基建是一个制度型安排，有结构、有创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驱动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是新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钥匙金融界：好的，谢谢您。我想问一下您对新基建的方面，或者说对未来我国重点发展方向有没有什么建议？张燕生：在新基建方面，最关键的是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成为 动力。我国非常注重新旧功能转换，在新旧功能转换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指标： ，研发的强度，即全社会研究与实验支出占GDP的比例；第二，创新的产出，即发明专利的申请增长率和发明专利的授权增长率；第三，效果，即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或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这三个指标可以衡量高质量发展期间的创新表现，如果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创新表现就用研发强度。中国的研发强度具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版块： ，根据年数据显示，研发强度超过2.4，即超过OECE的平均水平2.37。我国有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超过了2.4，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些省市已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当这六省再持续发展十年后，他们研发创新经费的投入就会从流量变成存量，即：知识的存量和创新的存量。同时，研发创新投入的数量就会质变。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来驱动当地经济的增长；第二，根据我个人的划分，研发强度在1.2-2.39的区间。此区间的增长动能仍然靠投资驱动，并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在此区间的大约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如：中西部地区、东北辽宁。第二阵营是特点是仍然靠投资驱动，确切的讲第二阵营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湖北省的研发强度已经高达2.09，已经进入到投资驱动的后期，直白的说，湖北再努力一把，未来很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创新驱动的阶段，包含这样能力的地区还有陕西、福建等。第三，山西、吉林、黑龙江、海南等，其增长动能仍然是靠资源驱动，这些省份暂未进入到投资驱动。我们仅用一个指标看中国，就可以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指标。在未来，三个板块仍然会为其发展持续发力，你会发现， 个板块，已经开始在新基建和在数字经济方面抢滩登陆；第二个板块，在其本身依靠投资驱动的基础上，面临着老工业基地的转变。即，如何把传统实体经济、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数字设施深度结合；如何把传统经济、传统制造业、工业服务与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如何把传统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与和智慧城市融合。可以说，这些地区涉及到的就是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深度融合。第三个板块，离创新驱动还比较远，在未来该如何发展呢？我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老旧融合进一步获得更好的后发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是新四十年的新起点。现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核心话题。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核心需要靠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同时发展对人力资源和金融领域进行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驱动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对于新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关键的钥匙。以5G技术的协同发展为例，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需要融合创新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基建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发展中，我们仍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新基建代表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大部分省份仍停留在使用老设备、旧材料、老技术、老员工的现状里。当前的行业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度转变，新的数字基础建设需要与工业服务的深度融合。仍以5G为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在未来五年的投资可能高达4.87万亿，即每年能达到一万亿。但对于新基建的发展，我们仍需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新技术培育期和新模式的发展初期。当前我们国家在全力推动投资建设新基建，应当承认，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互联网和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而言，我国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仅以“企业云”的普及率而言，美国是我们的两倍以上，我们会发现欧美的很多企业在购买或托管云计算软件的支出上是中国企业的几十倍。客观的讲，我在解决产业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的运用的问题上，仍面临一些新老融合的困难。不仅如此，当前我国面临美国的科技封锁，特别是在 、产业战的险恶环境下，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地应用产业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当前中国企业在美中科技战的影响下，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基建应用场景现实化。众所周知，应用场景越广阔，其市场需求就越大，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才能足够快。地摊经济和“高上大”一样，都是中国生计金融界：在疫情背景下，地摊经济的松绑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您认为地摊经济有什么意义？张燕生：地摊经济为什么非要跟新冠疫情联系？地摊经济涉及到民生、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小摊小贩养一家人，一个小餐馆、理发店、修鞋铺和一个小养虾场、养鸡场就是一家人、几家人。我们既然是人民为中心，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计，（怎么）还非要新冠疫情才能够发展？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怎么会这样？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口大国，基础设施远不如中国，制造业率远不如中国，投资环境远不如中国。这个大国有一个政策，不允许沃尔玛进入这个国家。为什么不允许？这个国家有说法：一个沃尔玛，世界 的大连锁进入我们的国家，就会造成千千万万个地摊经济破产，那就会造成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生计破产。5月8号，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回答问题时说，一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配置3.6万个移动商贩的摊位，一夜之间就有十万人就业。为什么不？另外，克强总理在6月1号也说过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 的烟火，它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计。武汉充满了地摊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前，无论到汉口，还是武昌，都充满了地摊经济，可以吃早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认为，武汉地摊经济活跃，它的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旺盛，因此我非常喜欢武汉。而且地摊经济的场景也发生在台北、香港、纽约、华盛顿、巴黎等等 的国际大都市，他们从来就没有拒绝地摊经济。克强总理提得很好，地摊经济 烟火，是中国生计。政府应该现代化、法制化、市场化管理地摊经济金融界：是。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实地摊经济涉及到了非常多主体的复杂博弈，比如说实体店经营成本更高，已经在网络购物挤压的情况下，地摊经济它首先它租金少，然后税费也少，那是否会对实体店进行进一步挤压。另外，地摊经济它经营的话，多少会有些脏乱差的问题，然后也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消息，比如说夜间噪音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我就想问一下，您认为这些该如何解决？张燕生：我个人觉得首先，我们共产党人要搞明白，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人民为中心，把我们党的宗旨好好地学习一下，这是我认为的 条。第二点，这次两会有个人大代表提出，应该释放地摊经济的 活力，怎么来释放 活力呢？建议要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的准入许可标准，从业的资格条件，商品手续等。通过发资格证、许可证，让地摊经济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都有合法地位。政府应当很好地管理地摊经济，而管理地摊经济应当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发，应该从人民为中心出发，应当心里有小理发店、小餐馆、小便利店、小养鸡场，因为这些背后维系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计。对地摊经济，我们也要进行现代化、法制化，市场化、规范化、便利化的管理。我们政府完全有资格（能力）做好这样的工作，且同时让老百姓的生计受影响程度最小。这次科学抗疫，一个方面我们非常非常地成功，一季度就把新冠疫情给摁住了，而且还是狠狠地牢牢地摁在武汉、湖北，没有在全国蔓延，我们非常成功。但是客观地讲， 遗憾就是那些小餐馆、小理发店、小养鸡场、小便利店开业太晚。我们怎么做到科学？在科学抗疫的同时，也应该让那些涉及到老百姓生计的行业尽快地开业，否则老百姓吃什么？养鸡场的鸡卖不掉，每天还要喂饲料，一旦发生鸡瘟，几十万块钱的损失。一个养鱼塘，鱼不能拿出去卖，一旦死了，几十万元的损失。我们心里要装着人民，这件事在我看就比天大，为什么不做好？2月25号以后，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是新增病例归零，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把科学抗疫的工作交给专业人员，完全可以把这个科学抗疫的工作交给云计算、大数据公司，每一个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计算每一个人生病的可能性，把他交给输出地、输入地的地方政府的主管部门。为什么不能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推动科学抗疫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能够做，为什么2月底就不能让小养鸡场、小养鱼塘、小企业开业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一个方面我们做得很好，一个方面，看到这些（倒闭的小店）很心痛。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解决6亿人的收入问题金融界：5月底的时候，在回答减贫问题时，李克强总理提到目前我国还有6亿人口，他们平均月收入是一千元左右。我想问一下，具体到这六亿人它的扶贫措施，您有什么建议？张燕生：首先这六亿人，他是每个月一千块还是每年的？金融界：每个月，月收入。张燕生：月收入一千块不少了，对吧？如果这六亿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而我们中国有将近六亿农民，也就是生活在农村，他吃的口粮是自己种的，吃的猪肉是自己养的。农村的生活可能确确实实过得不像城市那么现代化，但相对来讲开销比较少。因此我觉得解决这六亿人口的问题，就是推动农村的剩余的人口进城，也就是进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城后他们能更多地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也能一些新就业岗位，人均收入从而会有明显的提高。我不认为是扶贫的问题。扶贫很大程度是在“恩施”这些人，我不认为这是（扶贫）。还是通过新型城镇化，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让这六亿人进城以后，获得更多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本公共服务的机会，这才会使人均收入得到非常明显的增加。教育非常重要，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等，让这六亿人可以适应城市，匹配未来就业岗位所需要的的劳动技能。只有这样收入才会非常显著的上升。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亿人他们孩子的收入，很有可能是他们父母亲月收入的几倍、几十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掌握了更好的技能。刚才我讲，千禧一代、Z世代以及α世代，这些孩子即使在农村，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他们对网络的了解，对知识的渴望其实都是很高的。支撑现阶段供应链的条件出现变化，东亚应加强合作金融界：我看到您4月在一个论坛演讲上面说，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的供应链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跟之前是完全不同。我想问一下您说的不同具体指什么？张燕生：首先就是生成供应链的条件变了。从生成现在全球供应链和中国供应链的条件来看，一个是全球化，现在全球化变了。全球化就是全球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创新。那么这个环境变了，因为全球化变成逆全球化了。从这个角度，供应链构建的基础就变了。第二个，科技革命变了。科技革命在上一轮供应链形成时，叫IT革命，IT革命的革命性影响是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简单地说，供应链的特点就是零库存。产品内分工和国际工序分工，一个产品的生产可以把不同的工序和生产环节分布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资源配置是 的、成本是 的。那怎么能够达到高效率的物流和供应链的管理呢？通过IT的通讯和运输的科技革命，通过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也就是不管在哪儿生产，保证零库存。库存是零毫无疑问生产成本 ，而且还可以保证及时供货，也就是无论何时需要原料、零部件、元器件和附件、辅料，都能保证提供。那么物流的新业态是什么呢？就是它深入到制造企业的内部管理，知道生产流程，了解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和贸易是如何环环相扣，怎么衔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要素都可以全球流动，只有人不行。因此我们会说，那个时代的供应链是“哪儿有农民工，资本就在哪里安家”。因此中国2.88亿农民工进入非农，还有1.88亿农民工都在城里，可不可以这么结合？新科技革命是什么？新科技革命我们现在叫做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现在可以用机械替代建筑工，机器人替代工厂的工人，机器人替代各种各样的人力。我们会发现，全球供应链过去受人不可自由流动的限制，都跑到中国来，到长三角、珠三角来，现在这个情况改变了。它完全可以贴近市场，而不是贴近劳动力。第三，现在确确实实出现了大国 ，大国的政治经济冲突。美国的关税战，25%的关税打到60%，那外商都跑了。美国加征关税25%，很大程度是要把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打出去。另外，效率越高，受新冠疫情的冲击越大。新冠疫情有个特点是随全球化参与的程度深，谁产品类分工做得 ，谁技术复杂性 ，新冠疫情对谁的打击就越大。因此，人们下一步的变化就是安全与效率。什么零库存，一旦中断，只能全线停工。而且不论是千禧一代、Z世代，还是α世代，你们这些孩子 的特点就是个性化需求，多样性需求，主观体验的需求。把那个供应链搞得很长，规模很大，这些孩子们不需要，怎么办？因此供应链需要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有弹性，能够 地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这些角度来看，疫情结束以后，我们会面对不一样的供应链，形成当前全球供应链、中国供应链的这些条件都变了，新冠疫情就像 一根稻草，使人们下决心。东亚生产网络，过去我们叫国际大三角结构，是什么呢？东亚生产网络为世界提供制造的人力资源。新冠疫情以后，我们会突然发现，东亚的新冠疫情控制最早，趋于稳定最早，按道理可以恢复我们的商流、物流、人流。但是我们恢复以后，东亚国家面临的 个问题就是没有订单，因为订单在欧洲。因此东亚生产网络和供应链思考的 个问题就是怎么改变？ 个改变，我们能不能够共同扩大消费、投资？第二，东亚生产网络恢复以后，过去很多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原料、辅料和设备都是依靠欧美，欧美断供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想不趴窝，就要联合生产、本地设计、本地研发、本地供应。第三，过去东亚总是埋头苦干，很少抬头看路。现在我们就发现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亚市场网络。首先，生产方式变了，过去东亚生产方式是靠要素投入增长来支撑产能增长。下一步，我们东亚生产模式要靠要素生产来支撑未来。东亚要办好教育、做好创新、做好研发。所以我们要进行宏观制度的协调，联合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然后我们要联合对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本地生产。东亚越来越像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合作，我们不需要对抗。现在是新四十年的起点，未来要做好三件事金融界：您现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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