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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26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紫荆-KELLEY金融硕士项目的同学们参加了这场名家云集的金融界盛宴，聆听中外大咖论道金融，探讨在全球变局下，中国、世界经济金融的当下和未来。
01
郭树清：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郭树清因陪同国务院领导在外地考察未能出席，委派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为出席，代念他的发言稿。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念发言稿
郭树清在书面致辞中表示，5月1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随后又对华为以及其他企业发布禁令，同时宣称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首先，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者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第三，相当一部分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第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会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第五，中国金融市场去年已经受到过度影响，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冲击规模不会太大。
从美国来看，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美国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势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
从逻辑上看，美国加征关说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首先，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其次，发动 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国政府马上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
从历史来看，美国与其他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已有40多年的历史。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 的逆差国。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和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美国逆差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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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中国靠什么继续往上走？
达到1万美元后，中国人均GDP能不能往上走？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未来五十年，也会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
在这个关键点上，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服务业在年以后超过了工业。今天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当我们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时候，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增长速度一定下降。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 的挑战。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仅有改革开放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因为当劳动生产率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我们需要科技的力量来赶上制造业的水平，来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所以人工智能在这里会起很大的作用，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人工智能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到年中国GDP增速可以从6.3%提高到7.0%左右。人工智能战略不仅能支持改革开放，还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人工智能的 特点是规模推动技术，这给了我们创新和赶超的新途径。当中国电商的整个商务比重超过美国后，规模带来了效率。现在阿里巴巴每秒的支付处理速度是美国最快速度的3到4倍。有这个路径，我们对未来就很有信心。
将中国与其他赶超型国家相比，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人均GDP的65%，中国正沿着韩国的路往前走。这是关键的五年，这是关键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年，这是关键的市场化开放和科技化的未来发展的五年。中国正在迈入高收入阶段，关键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加快科技的发展，这是 的助力。
03
陆磊：我国金融业面临三个“两难”决策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论坛上发布《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陆磊表示，我国金融业存在三大问题：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国家流动性充沛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而问题背后，则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两难”抉择。
一、金融业面临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够，大而不强？因为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小、占比低、逆差持久、竞争力不足，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并不高，国内和国外的金融市场还未充分贯通。实际上金融业增加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换言之金融业事实上面临着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
二、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担心融资贵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流动性充裕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因为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畅，创新表外业务嵌套复杂，大量资本空转，“ 滴灌”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还没有根本确立。价格僵化，利率双轨制仍然并行，存贷款还存在着基准利率管理，商业车险价格、长期保险预定利率的限制仍然存在，这就导致了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担心融资贵的“两难”。
三、加杠杆和严监管去杠杆的“两难”
为什么我国拥有最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因为宏观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结构性风险仍然较高，经济下行可能引发债务偿还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带来资产价格的贬值风险。在微观上金融创新形成了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增强，促使风险同质共振，这就导致了加杠杆则引至未来的风险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的风险显性化的“两难”。
要解决上述三个“两难”，《报告》给出了方案，即发展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国金融业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充沛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
04
周皓：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指标还在上升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周皓公布了《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报告》。周皓表示，总体来讲，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在年上半年比年有显著的下降。这明显得益于年宏观经济政策和央行政策的调整。但是在微观层面，很多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指标还在上升，在年的 季度达到了 点。我们认为主要是不良贷款、信用风险的增加，包商银行就属于这样的案例。
周皓认为，经济周期后期违约风险一般是在银行的帐目上推迟出现的，一般到银行进入复苏阶段信用违约才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时候，贷款提供了包括利率方面的一些优惠，但是中小企业的抵押能力和资产能力也有一定的差距，它的风险有一些高。
所以一是经济周期的滞后效应，二是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自然较高，造成了银行业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不良贷款的比率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近期是有所上升的，特别是四月份以来。
中国经济问题还是内部的。所以长期的政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还是应该着眼于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这次企稳复苏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想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还是要注意这一点。中短期我们有内部银行信用风险和不良贷款这种内在的弱点，也有外部贸易摩擦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短期宏观政策可以倾向于适度宽松来抵消外部贸易摩擦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可以适当润滑银行体系消化不良贷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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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科技可能颠覆资本市场的运行逻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表示，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三次科技浪潮。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数字化浪潮正引领人类社会迈向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也为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崭新机遇。
未来5G、虚拟现实、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突破，科技手段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更有可能重塑金融业新格局和新形态，带来资本市场新变革，甚至有可能颠覆资本市场的运行逻辑。
一是未来可能会诞生数字股票。尤其是IT公司，本身的业务和产品都在互联网上。这些IT公司可能会利用技术手段，在没有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在网上直接发行数字股票，投资者之间直接进行股票交易或转让，并且投资者可以用数字股票购买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二是科技创新有可能改变原始凭证的存在方式，也对会计制度有所冲击。随着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的突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一步下沉，我们可以对公司运转情况了解更深更广，甚至通过革新会计制度，做到报表实时生成。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交易、结算以及风险、定价等一系列逻辑进行颠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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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金融机构与科技机构融合发展一定是大势所趋蚂蚁金服数字金融板块总裁黄浩表示，从蚂蚁金服的实践来看，金融机构与科技机构的融合发展一定是大势所趋，而且这个未来已经到来。金融科技的道路必须是一条开放的道路，必须是产品的开放，必须是能力的开放，也必须是技术的开放。
黄浩对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有三个思考：一是金融科技深远影响刚开始，如同1万米长跑才跑了米。虽然今天90%的金融服务都已跑到网上，但是绝大部分是渠道替代，真正基于智能的内核驱动业务才刚刚开始，未来在创新方面会精彩纷呈。
二是金融科技不是一类机构，而是共同发展的路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金融科技的说法在未来会逐步消失。当金融科技真正渗透到所有领域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更多的将是智能合约、分布式的框架、区块链在具体领域中的运用、AI智能风控在弱数据的场景里如何使用等问题，而不会讨论金融科技有多么重要。
三是中国 一小步（金融科技），但只是刚刚开始。从需求看中国暂时 ，从供给看并不占 优势。全世界的同行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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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葵生：未来机器人提供金融服务出错了谁负责？陆金所控股首席执行官计葵生认为，参照海外的趋势可以看出，未来客户可以自己决定他所有的信息要给谁用，这会对整个市场结构带来较大变化。
未来 的变化是机器人，金融科技领域和研究院需要考虑三个问题： 个问题是，我们遇到这么多的资料，这个资料到底是谁的？第二，再过几年，不管传统金融还是公司接触的都是机器人，由机器人在数据AI模型上提供服务。如果机器人出错了谁负责？第三，在多层合作上，传统金融机构与各种平台合作后怎么确保多方参与的成本、费用是清晰、透明的、公平的？
计葵生指出，非常看好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非常看好传统金融跟平台的合作，可是这三个问题早一点定方向，对行业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另外计葵生还表示，新生态圈改变的背后有三大趋势：一是强监管，未来的监管标准会越来越高。二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在未来几年会发生较大变化，平台化的重要性会一直提升。三是科技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会在未来五年给整个金融行业的前中后台带来巨大的变化。
有科技背景的公司在客户流量、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传统的优势，包括持牌、产品能力、风控能力、支付能力、金融的DNA，这是可以自然结合的，让整体市场更透明、更安全。而且我们能够把所有的产品跟客户做更好的适当性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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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Schipke:部分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AlfredSchipke表示，目前的一些金融风险实际上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贷发展，所以中间会产生一些挑战。这也是政府提出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原因。高质量增长会提高经济的稳定性，这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阶段，需要一些调整，要逐渐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加强资产解决机制。中国现在越来越仰赖于间接融资，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企业数据。可以允许一些评估机构进来，评估他们的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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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达明：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在未来，对于政府融资平台，要把它整个去掉，还是推动他们的转型发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认为，推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和发展有两个思路。 ，把区域内的政府融资平台充分进行整合和做大做强，提升当地在短期内以及中长期三年到五年之内不断再融资。
第二，“肥瘦搭配”。所谓肥瘦搭配，即在公益性的修建道路桥梁、土地整理等方面的基础之上，不断寻找当地能够形成自身造血能力的产业。
相信在未来5-10年内，通过平台的转型和发展，这些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形成一大批具有鲜明地方经营性的业务。一些先进的国有企业，在这样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达到整体杠杆率的降低，才是真正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一个健康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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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KELLEY金融硕士项目由清控紫荆教育（前身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线教育中心）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联合推出，立足本土，聚焦全球，通过线上和线下学习，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金融领军人才。
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 的商学院之一，全美在线MBA和MS 。KELLEY商学院被誉为全美CFO摇篮，为世界五百强公司和标准普尔指数公司培育了最多的CFO。
项目学制15个月，共设先修、必修和美国访学三大学习模块，并结合移动课堂、报告和实践等丰富多彩教学形式。学生修满33个学分，完成毕业报告，将获得印第安纳大学KELLEY商学院金融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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