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金融界/央广网/商业周刊中文版
导语许小年表示，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感觉到，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
中欧商学院教授、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许小年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分论坛上以其一贯风格再次大胆直言，目前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
以下为许小年发言实录：
我想讲的是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感觉到，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那么下面常识是什么？
我想列出几项
常识一：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0的一项政策措施。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我这里讲的中央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我们知道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没有激励，没有信息，我感觉到这也是常识，这个常识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佐罗（音）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创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数字GDP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学校被搞乱了，在社会上在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含混不清，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定的经济学，用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将人们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了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们首先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重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的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
即便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研究，对于政策研究我们也必须看到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命的局限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没有周期理论情况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没有政府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政府干预的主张，这些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观政策在现实执行中面临着重重的困境。
那么为什么讲主流宏观经济学是提出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是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经济碰到过热就紧缩，碰到衰退就刺激，这些经典的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是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以至于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经济会过热，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衰退？
因为人们不再过问经济波动的原因，而只是过热的紧缩、衰退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我们先设想一下，如果深入的去问一下，为什么经济会出现波动？
如果经济的波动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造成的，有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那项新的技术带给人类生活生产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那就是铁路，当铁路作为新技术出现时，还引发了一阵投资的高潮，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了繁荣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过热了，我们要问一下当铁路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投资高峰使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难道中央银行应该向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教科书那样的方式来紧缩、提高利率、来收紧银根吗？
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你为什么要在一项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而经济繁荣的时候才去紧缩政策呢？你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来抑制投资呢？你为什么要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所以我们对于教科书上已经形成的固定的说法和固定思维，从根本上要提出怀疑、提出挑战。
如果当这一项技术，比如说铁路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基本完毕的情况下，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衰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按照我们今天固化的思维，那当然是央行应该减息放出银根刺激投资。但是在新一轮的技术出现之前，投资往哪里去投呢？铁路建设已经基本都完成了，下面新的技术还没有出现，电力电网要几十年以后才出现，这时候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我们现在不加思索的就说，既然经济进入了衰退就应该放出银根，就应该减息降准，但是由于在两个技术高峰之间缺乏投资机会，央行在这个时候放出银根，只能使资金流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就像今天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的过热就紧缩衰退就刺激，这样的宏观决策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制造新的经济波动，这就是多余货币所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资产泡沫后面所带来的衰退，这样的案例我们在08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我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它提出了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周期理论来作为支持，同样在政府的决策上，传统宏观经济学也是提出了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天生不稳定，因为私人部门中企业家具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这次快速创新和淘汰使他们有时激动不已而过度投资，有时候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经济于是便随着他们的动机上下波动。
凯恩斯敏锐并且正确的观察到了预期的增长性，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预期挂在嘴上，经济学上有理性经济学派，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是凯恩斯的贡献，遗憾的是凯恩斯给出正确的诊断，但是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的药方是什么？是政府进行干预，起码要过分的矫正民间动物精神的后果，但是他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动物精神对冲动物精神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使经济波动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对他的批评，对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批评，就归结为他没有政府行为的理论，而简单提出政府干预而校正民间动物精神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起码是不完整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讲，他是内部的不一致，这是学术界的大忌。
也许可以说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虽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们要比民间的动物精神要弱，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官员就是理性的，为什么民间的企业家就充满了动物精神？我需要理论需要事实证明这一点，你不能假设，你不能假设政府为了稳定经济，而且假设政府能够制定政策稳定经济，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动机，这个不能接受的，你必须证明，你必须在理论上、在实证上证明。在实证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世纪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什么精神？我们看到年的4万亿，4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说法，由具有动物精神的政府官员来纠正市场中具有动物精神的企业所造成的错误，这显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它的缺陷、它的局限性和内在的自相矛盾，还不限于这几点，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生产乘数，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被简化为死气沉沉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个体系时间消失了，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时间因素消失了，在凯恩斯主义的体系中没有时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干预、经济的活动都是瞬间完成的，时间消失了，创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识也消失了，只下一位无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导着未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一幅图景。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于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重建的基础不是经济学人人为构造体系，为了人为构造体系的方便而作出的随意，但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假设。
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来自于现实经济，来自于参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色人等，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消费者等等，他们行为的观察，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们的30多年的经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学习和批判国际上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上，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的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来重构宏观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谢谢各位！
访谈30多年的改革与跨越式发展，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挑战、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近日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许小年。
中国经济的分段增长模式——亚当斯密式增长和凯恩斯增长
记者：现在经济学界流行这么一个判断，年金融危机把西方经济学给颠覆了，觉得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那一套失灵了，反倒觉得中国模式成功了，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巧妙利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没法解释，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许小年：从根本上来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年经济危机到底怎么回事，年经济危机用很通俗的话讲到底是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
当然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这两个概念都不是非常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为了使大家理解方便，我们不妨借用这两个说词，我认为年金融危机根本就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原因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联储货币政策偏离了在货币金融学上的规则，是一种人为任意根据经济的形势和自己的判断制定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年初开始就出现问题，大幅度偏离规则，也就是美联储基准利率长期低于我们所讲的均衡利率，造成了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结果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灭以后金融危机。
我最近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证上的分析，证明首先是联储的货币政策出问题，然后才产生了资产泡沫，华尔街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个金融危机的源头在美联储。因此你说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我认为主要是政府失灵，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迭代，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来改变世人的这种观念，认为年不是市场失灵，年是政府失灵。
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完全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完全可以。但是我想做一个区分，就是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是前十几年或者前二十年，我把它叫做亚当斯密式增长，用古典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那就是年之后启动的工业化的过程，使得资源重新进行分配。资源重新配置，它的再配置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只要改变配置效率就提高了，这是第一个再配置。第二个再配置是从国有部门流向民间部门，民间部门的效率比国有部门高，所以资源总量也是没有变，但是重新配置一下就改变了，这是改变了。
而资源重新配置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亚当斯密早就讲过，这个推动力就两条，一个价格信号，价格信号出来了，什么地方有供应短缺，资源自动就流过去了，用不着中央计划委员会去指挥它。第二个在资源再配置背后的推动力就是激励机制，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到的，亚当斯密说我今天能吃一顿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他自己，他认为他这份工作很好，他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所以他才精心给我准备这份早饭。
前2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激励问题，解决价格信号问题，有了激励有了价格信号，资源就很自然地流向最有效的那个地方，这个增长就有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了，这就是经济增长，所以前20年没有什么，很好解释。
而在过去十几年，我把它叫做凯恩斯增长。特别是在二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次是年，一次是年，年、年启动了有形之手，重新回到市场上配置资源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凯恩斯增长也是可以有增长的，但是凯恩斯增长和斯密增长的区别是哪里？我认为凯恩斯增长无法持续。现在凯恩斯增长后果之严重，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经济增长30多年的经验，我不认为是使得现存理论破产。
记者：您认为这两种的转换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凯恩斯增长压倒了亚当斯密式增长，凯恩斯经济学这种观念怎么成为学界的主流了？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早期开始，尤其80年代的时候，更多是倾向于亚当斯密这种市场派的观念，现在反倒是主张国家宏观调控凯恩斯增长的观念，凯恩斯经济的观念占了主流。
许小年：这个原因还是多方面的，从斯密式增长变到凯恩斯增长，政府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之所以起很大的作用，就是政府在应对冲击，不管是内部冲击也罢，外部冲击也罢，政府是由我们的体制所决定的。
从斯密增长转向凯恩斯增长原因很复杂，应该说政府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年年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来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其实远远不止四万亿的拉动内需政策，因为它防患风险集中爆发的作用明显，这是一个原因。
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斯密式增长要求你不断的对原有的体制突破。那怎么办呢？于是顺手就牵来了凯恩斯。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经济转型走到半路，发现有些东西遇到阻碍，那怎么办？只能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许小年：中国经济学，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认为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非常有特色，理论解释不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倾向。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用新古典完全可以解释，市场资源的自由流动，价格信号，信用机制，刚才我们都讲到了这些东西，我用新古典完全可以解释，这两个倾向我认为都是阻碍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上继续深入，都形成了障碍。
我刚才讲的前面的一段的斯密式增长，确实用新古典基本可以解释，但是斯密的增长再往下走的时候，新古典就解释不了了，当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碰到了政治体制的时候，新古典就不好解释了。其实经济学中，制度经济学发展得也是相当不错，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经济学跟主流始终没有融合，它是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发展，从科斯的交易成本开始，它好象自成体系一样，它跟主流没有汇合，这个我认为是当前国际上经济学的一大遗憾，如果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是制度经济学和主流要融合起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除制度经济学外，主流经济学没有把创新纳入分析的框架。我们讲的斯密的增长，它是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但是斯密没有谈创新问题，创新问题谈的是熊彼特，但是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现在也被边缘化了，也没有进入到主流经济学，我们如何根据中国经济的实践，能够把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非常重要的创新，把它纳入到主流经济学里来，这个我们会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记者：我记得张维迎老师做了一个修正的斯密模型，叫做斯密熊彼特模型，把企业家因素纳入。
许小年：这是非常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是主流经济学中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分析框架。
中国有很多的特点，我们在经济实践中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去把制度经济学演化，把奥地利学派创新的理论演化，能够在现实中观察，形成我们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个是有贡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颠覆了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是因为现存的经济学理论还过于狭窄，我们并不是颠覆它，就像相对论问世以后，爱因斯坦不是对牛顿的颠覆，爱因斯坦是对牛顿的扩充。
记者：现在发现好多经济学毕业生，他们可能懂模型懂得更多，但是一听到现实，他们好象有点隔靴搔痒，看问题就看得很浅，怎么看这种情况？经济学越来越模型化，脱离现实？
许小年：这个是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一大弊病，这个主流经济学的弊病是受美国影响很大的一个后果，美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目前是处于这个状态，但是它过分地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过度强调它的数学工具和定量分析方法，以至于不能够模型化的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被主流经济学忽略，甚至是有意遗弃了理论创新。创新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课程，但是在主流的文献中为什么创新如此之少？原因不是因为创新很重要，而是因为创新难以写出数学模型。
记者：这种僵局未来有可能打破吗？
许小年：有可能，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在创新上，应该在制度变革上，对世界做出一定贡献的。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学人做人怎么看？
许小年：全世界都一样，踏踏实实做学问。真正要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长期坐冷板凳，才能够有所建树。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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