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姓中有些靠后的姓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消失，这其实也是一件需要抢救的事情，譬如本文将讲述的宓家，姓氏便属稀少，应该鼓励其多多繁衍。
宓通伏，即伏羲氏的伏，宓在作姓氏时原本读作“伏”，但现在已经以讹传讹读作“密”了。宓和伏如何会通假，因年代久远已经说不清楚。而宓姓身上留有伏羲氏的基因，故而在文化和生物两种基因上来说都是重要的样本，大有重视的必要。
宓家埭
宓姓虽然稀少，在浙江宁波却有一处以宓姓为地名，那就是慈溪宓家埭。清末名士太仓唐文治在为宓家埭大商人宓庄晓撰写墓志铭时，对宓姓在何时从何地迁来作了考证，墓志铭由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执笔书写：“公讳彰孝，字允和，别号庄晓，浙江慈溪县人。系出单父宰后，鸣琴而治，潜德聿彰，递传至南宋，有光禄公银者由剡迁慈，爰世居杜若之滨，遂为慈溪望族。”单父宰即宓不齐，是孔子的学生，历史上著名的宓姓贤人，作为一个地方官，每日只是弹琴，而地方却无为而治，似乎深得道家的真谛，不像是孔子的学生。因为宓不齐有鸣琴而治的故事，于是宓姓就有了鸣琴堂这个非常雅致的堂号。说宓庄晓是宓不齐的后人，不知唐文治是怎么考证出来的，但南宋时光禄公宓银从剡溪迁到慈溪从而有了宓家埭是有文字记录的，剡溪在绍兴嵊洲，离慈溪不远，所以，宓银虽然是南宋时迁徙到慈溪“杜若之滨”，却不能算是南渡之民。
宓姓在宓家埭生根发芽，渔樵耕读，至清末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在杭州做旱烟生意的宓庄晓，另一个也是在杭州发展，那就是杭州的钱业领袖、金融家宓廷芳。慈溪人不同于宁波其他地方的商人，慈溪人早年外出谋生的路径首选浙江省会杭州，其次才是上海。这里有一个历史渊源问题，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塘自古繁华，天下人包括慈溪人乐意来此地谋生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是路途远近：慈溪距离杭州公里，距离上海公里，两地相差大致50公里，这在交通不甚方便的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宓廷芳，又名宓庭舫，字福衡，年生于宓家埭，自幼聪慧过人，喜读诗书，稍长，宓廷芳跟随父亲宓培成出入杭州的丝栈、钱庄、当铺，他后来的成就和父亲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所以下面先要说一下他的父亲宓培成。
宓培成和阜康钱庄
宓廷芳的父亲宓培成是道光二十年（年）生人，曾捐资而授候造州同钦加同知衔例授奉政大夫，自幼与同乡陈斯錂交好，陈斯錂生于道光七年，字品坚，太学生。曾追随王友龄并担任其贴身侍卫，王友龄任杭州知府时因太平军攻破城池而自尽殉国，陈品坚乃投奔王友龄的好友兼合作伙伴胡雪岩。胡雪岩痛失官方依靠及商场搭档王友龄，对王友龄最信任的身边人陈品坚自然另眼相待，因此，陈品坚很快成为胡雪岩的得力助手，里外一把抓，不仅担任胡府总管家，还负责阜康钱庄上海分庄，年告老还乡时，陈品坚向胡雪岩推荐了自己的同乡好友宓培成，宓培成就这样成为了胡府新任总管。这一年宓廷芳18岁，正是入行之初，他跟随阜康总管父亲，见到了一些有识之士，接触到的商业竞争也是顶级的，这完全打开了他的眼界，为他今后人生的高度，划下了一条底线。
宓培成在进入胡府之前的经历不详，但是如果没有长期浸淫于钱业的经历并有一定的声望，仅仅依靠陈品坚的推荐，胡雪岩是不可能放心将阜康交给宓培成打理的，而且其时（年）胡雪岩在与洋人外商及李鸿章和盛宣怀的较量中已经处于下风，宓培成在逆境中苦心经营，其艰辛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台湾小说家高阳在其所著《胡雪岩传》一书中，将阜康钱庄的倒闭原因归咎于胡的管家宓本常，宓本常一般被认为是影射宓培成。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虽然小说发表后，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持怀疑态度，但没有人认真质疑，笔者在此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目前研究认为，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倒闭是由于其囤积生丝与洋商博弈，恰逢欧洲生丝丰收，洋商在对赌中胜出，胡雪岩所囤积的生丝最后大跌，年1月12日，胡雪岩的重要丝栈金嘉记倒闭，拉开胡雪岩衰败的大幕。其时胡氏生意场上和官场上的死敌更是屡使损招，胡雪岩处处受掣，致资金链断裂，阜康钱庄的储户人心惶惶，引发了挤兑风波。而在高阳的小说中，罔顾事实，编造了宓本常私自拆借资金用作牟利一节，以虚构的故事情节，制造了一个替罪者，掩饰了阜康倒闭胡雪岩失败的真正原因。民国学者郭孝先在《上海的钱庄》（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第页，年4月）文中说了这件事，当时金嘉记丝栈总共亏损56万两白银，因此而连累的钱庄倒闭家数40家，倒闭的大商号20余家，另外还倒闭了十几家棉花行、铁号等，如此大规模的倒闭潮，归咎于一家金嘉记丝栈亏损56万两，明显是不顾事实，金嘉记丝栈并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对于金嘉记丝栈到底损失多少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最近研究认为，胡雪岩的生丝损失不会超过万两，即便是万两也并不是一笔了不起的大款项。所以大规模的倒闭潮其实是金融界系统性风险大爆发的后果。了解这段金融史的学者一定非常清楚，当时上海金融业的资金来源最大宗是外资银行，另外就是山西票号，这两股金融资本力量都因为中法即将开战的传闻而收紧银根，再加上贪官巨蠹存放在阜康的款项必须即刻取出，宓培成应对这种情况力不从心，胡雪岩本人也是束手无策，阜康及众多钱庄和企业倒闭的真正原因在于此，就是：上海银根紧张，受制于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的资本池，再加上贪官提现的火上浇油。如果说还有一点就是胡雪岩的守信用。胡雪岩在当时有机会出售蚕茧给上海的三家机器缫丝厂以减少损失，但是胡雪岩曾和那些丝户有过一个协议，就是他将蚕茧收来交丝户缫丝，丝户再将生丝交胡雪岩来售卖经营。这其实是胡雪岩缺乏发展眼光的一个承诺，虽然信守承诺是美德，但实际这样对丝户和胡都不好，两败的模式。机器缫丝是大势所趋，既快又好，胡雪岩反其道而行之，焉能不败？
胡雪岩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七年，帮助左宗棠以关税为保证，先后六次向洋商借银款万两，和宓培成有交集的是光绪七年即年最后那一次，宓培成到任阜康总管的第二年。这一次的借款利率是所有六次借款中最低的，可以猜想可能和宓培成参与有关。虽然是最低的一次，但现在看来依然是极高的：月息9厘5。早年前几次借款利息更是高达月息1分5厘，月息1分5厘的概念就是一年的贷款利率要达到%，即每年要还的利息就是本金的1.8倍。胡雪岩倒台和他为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款吃利息回扣的事大有关系，如果宓培成早年就能加入，是否能以低利率贷款呢？说不定胡雪岩能躲过此劫，成为善始善终的红顶商人也未可知。
由以上两点可以确信，将阜康的倒闭，胡雪岩的倒台归咎于宓培成，那是无稽之谈，宓培成做替罪羊冤比窦娥。宓培成行事谨慎，一心为东家打理事务，竟因为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于阜康钱庄倒闭的当年（年）病逝，前后只是工作了三年，如果宓培成不入阜康，则其寿限当不止于此，这笔账也是无从诉说了。
宓庭芳夫妇合影
宓廷芳和惟康钱庄
宓培成年去世，那一年宓廷芳21岁，他随母亲韩氏回到了宓家埭，重拾农活。母亲韩氏贤惠、勤俭，精明干练，是宓家埭望族韩氏“资政第”族人，资政第毗邻宓家大院，因当时当家人韩梅仙是当时清末皇上御批授资政大夫衔，故称“资政第”。“资政第”类似上海川沙“内史第”、常熟“青果巷”，是一个出大人物的风水宝地。韩氏是女流，在封建社会不能出头，但她培养儿子出息，也是和资政第相关的。且说宓培成死后，韩氏辛勤操持，扶助儿子宓廷芳，家境日益殷富。韩氏有个族亲叫韩寿丞，他经营钱庄、药店、当铺，与宓廷芳年龄相仿，为亲戚加好友，光绪末年（年）左右，宓廷芳、韩寿丞再加上时相过从的绍兴富商刘振一及杭州孙氏，合作创办了杭州惟康钱庄，宓廷芳任经理。
宁波人在杭州开钱庄并不是新鲜事，宓廷芳有商业的头脑，杭州提供繁荣的市场环境，再加上父亲宓培成在杭州打下的基业，在钱业留下的良好人脉和口碑，宁波人宓廷芳选择杭州开创自己的钱庄事业是顺理成章的事，韩寿丞等几个小伙伴公推宓廷芳做经理来经营这家大钱庄，考量的也是宓廷芳的家庭渊源和他的人品才干，并不是他所出资本金的多少。而之所以叫惟康钱庄，则有点像个迷，当时宓家埭有个长辈就叫宓惟康，曾于道光21年（年）担任台湾府淡水厅艋舺县丞，钱庄取名惟康不知是否和这位长辈有关系？
惟康钱庄创设于年，这个时期杭州的大同行钱庄在20家左右，惟康是其中之一。年辛亥革命后，杭州钱庄也经历了劫难，大量倒闭，大同行钱庄还剩十家左右，惟康钱庄继续营业。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各行各业迎来了发展的良机，钱业也不例外，元气渐趋恢复，至民国20年（年），杭州城大同行钱庄恢复到23家，小同行钱庄26家，未入会钱庄25家，钱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这里可以插一句：钱庄虽然发轫于明朝万历年间，但在杭州真正的繁盛期大致相当于惟康钱庄的这个期间。惟康钱庄经营有方，不停的发展壮大，成为杭州钱庄业的龙头代表，经理宓廷芳虽然是外来人口，但是当仁不让的成为杭州钱业的真正代表：惟康钱庄创设于年，第二年即年，杭州商会成立，宓廷芳就作为钱业代表当选为董事，就此进入杭州商界名流的行列。年，杭州成立银钱业同业公会，宓廷芳为钱业方面的首席代表，任执行委员。年，杭州单独成立钱业公会，宓廷芳任首任主席。所以说如果杭州城要在整个钱业历史中选一名代表人物的话，非宓廷芳莫属。
宓廷芳于辛亥革命前夕与好友创办惟康钱庄，是其投身金融业之初出茅庐第一战，没想到初战告捷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杭州城其他老牌钱庄不能支撑的情况下，惟康钱庄步步为营，稳健经营，不仅没有亏损倒闭，且是崭露头角，成为钱业的一颗明星。但是宓廷芳倾尽全力精心打理惟康钱庄24年，年惟康钱庄落下帷幕，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惟康最大的贷款客户纬成公司倒闭了。
所谓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纬成公司的倒闭和胡雪岩当时的雪崩就有相似之处，且看：当时纬成公司已经是中国丝绸界执牛耳的企业，纬成公司“在形成丝绸界头号人物的声望地位后，在挤垮同业的同时，还有更进一步与国际上操持蚕丝霸权的日本相抗衡的素（夙）愿，是以不断采用各种最新式的机械设备，并尽量扩大事业范围，期有长足的发展......”（《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P5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也就是纬成公司不停的扩容，想和日本丝霸一争高下，可惜这两次民族工业在国际商场上竞争的结果都是大败亏输，胡雪岩是输在欧洲蚕丝丰收并遇上战争阴影银根紧张，纬成公司是输在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的后遗症，输在“九一八”“一二八”日寇侵略下的中国金融界银根奇紧，另外还有投机汇票亏损。归根结底，都是输在金融补给上。近期吴志伟先生在《都会遗踪》第29辑发表《盐业银行兴衰和上海总行大楼》一文中，提道年3月租借在盐业银行大楼四楼的纬成公司失火事件，早在年至年就已建成的盐业银行大楼因为这场大火而被人误解为该大楼是年建造的，可见这场大火之大，如此则纬成公司损失也必大。纬成公司早在年就租借在这幢位于上海北京东路号的盐业银行大楼里，对外叫纬成公司上海发行所，以拆借款来经营丝产品业务，兼营汇票买卖，数量巨大，这次失火原因不详，只说是不慎失火，但现在看来不排除其内部作案的可能，而且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对公司第二年的倒闭应该有直接关系。纬成公司的倒闭引起了十五家银行钱庄的倒闭，宓廷芳的惟康钱庄因为损失数十万两白银也不得不成为其中之一。胡雪岩在阜康倒闭两年后去世，宓廷芳在惟康钱庄倒闭第二年即年也过世了，一个是红顶商人，一个是钱业领袖，抗击打能力都属于一般。
宓廷芳的金融大厦
宓廷芳在经营惟康钱庄的同时没有固步自封，先后与人合伙创办了多家钱庄，目前因为资料有限，能够查到有宓廷芳家族参与的钱庄资料只有三家，笔者听宓家后人说，宓廷芳身后有七子十女，家族中传说宓廷芳过世时七个儿子每人都分得了一家钱庄，如果确实则这些钱庄的庄名中很有可能都有一个“康”字，目前所知惟康钱庄是宓廷芳自己开创并经营的、瑞康钱庄有二儿子宓仲玉参与打理、同康钱庄则是三儿子宓叔和任经理。至于宓仲玉开到温州去的钱庄则应该是异数。七家钱庄之数资料不全，但也有可能没有这么多钱庄，譬如说宓廷芳的四儿子宓维琮是早期中共党员，杭州共青团早期领导人之一，年遭国民党通缉，年宓廷芳过世，即便给他钱庄，他也未必会要。这一家族迷案留待以后考证了，目前宓氏后人分布在北京上海宁波台湾等地，祖德荫庇，生活条件都很好，只是平时很难聚拢在一起交流家族往事。
宓廷芳与子女在宓家大门合影
宓氏家族投资的三家合伙钱庄具体情况如下：
1、瑞康钱庄
年1月创立，资本1万元，营业数40万元，股东宓廷芳、沈可三、洪绍濂、洪绍本，经理洪绍濂，副经理宓仲玉，庄址设在大福清巷84号。年时更名瑞康久记钱庄。抗日战争期间停业，年10月5日复业时更名为太和钱庄，庄址设在庆春街号。年2月资本增至法币1亿元，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董事长洪衍绪，董事裘文元等，经理洪衍绪，全庄员工20人。年度存款余额法币1亿元，放款余额法币1.5亿元，汇兑总数法币40亿元。票据交换证第43号。
在这家钱庄中，宓廷芳投入了较大心血，甚至将自己比较看重的二儿子宓仲玉派进去担任副经理一职。而这家钱庄也不负所望，抗战期间停业，不在伪政府治下乞食，抗战胜利后恢复营业，年后还继续营业，成为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钱庄之一，信用卓著，业界良心，是杭州城著名的大钱庄。
2、聚源钱庄
年1月创设于浙江温州，年资本2.2万元，营业数30万元，股东普达利、傅廷魁、林日初、宓仲玉，经理宓仲玉，庄址设在桐桥头。年前停业。因为抗战爆发而停业，这是宓氏参与的钱庄的共性。
3、同康钱庄
年6月创设于浙江杭州，年资本1万元，营业数30万元，股东刘振一、宓廷芳、项墨庄、徐少波、高孟徵，经理宓叔和，庄址设在珠宝巷33号。年底前停业。
同康钱庄和瑞康钱庄相当，分别为老三宓叔和和老二宓仲玉担任经理，抗战期间避免和伪政府合作，在民族大义面前，商业利益不足为追求目标，所以两家正常经营的钱庄都自动停业，坚信抗战必胜。
除了钱庄，宓廷芳还曾投身银行业，年参与筹组杭州惠迪银行，年10月惠迪银行创立，同月10日正式开业，行址设在新宫桥信余里。发起人杭州商会副会长王竹斋。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万元，每股元，实收股，计,元。董事长王竹斋，常务董事于少炎、宓廷芳，经理王竹斋，后为舒慎安。主营各种存放款、汇兑贴现及有价证券买卖。年1月8日加入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年3月20日停业清理。
惠迪银行也是杭州城重要的一家标志性银行，是杭州城本土的银行，和陈光甫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常像，资本金都不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本金实收只有8万元，还不及惠迪银行，两家银行都是有业界代表人物经理，代表了两地金融界的最高水平，可惜惠迪在抗战前就停业。
除了担任惠迪银行常务董事一职，宓廷芳还是浙江地方银行的监事。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在官商分拆过程中需要设立独立的监事，监事人选必须要地方名流，既要有商业场上的实力又要有良好的信誉口碑，宓廷芳正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不二人选，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推重而担任。
由以上可见，宓廷芳在杭州金融界介入程度之深，要知道在年之前，不论是上海还是杭州，钱业的地位是高于银行的，宓廷芳是杭州钱业的首选代表人物，他在杭州金融界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宓氏参与社会活动
宓廷芳在年来杭州开设惟康钱庄，年起跻身成为杭州商会五大董事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一职。后来又成为杭州钱业公会首任会长，他在杭州钱业的地位和秦润卿在上海钱业的地位相仿佛，而领袖人物在担任职位的同时，也要作出相应的担当的。
譬如年杭州中国银行在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过程中，宓廷芳作为杭州商会五大董事，以惟康钱庄的信誉和实力为后盾，尽力维护金融业的信誉，不失信于市民，这其中宓廷芳正是风华正茂的之龄，他有担当更有付出，但没有张扬。
再譬如民国15年（）10月，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宋梅村部进驻杭州市郊笕桥，扬言欲入杭州城“大索三日”。为此，全城人人心惶惶。后来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临危受命，急忙筹款数百万，只身一人携款前往笕桥游说。宋梅村见钱眼开，便答应部队不入城区，使杭城百姓免除了一场浩劫。这段历史看来是王竹斋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由商会的几位领袖人物齐心协力完成的，宓廷芳出钱出力，是筹资有功之人。王竹斋出面一则是会长，当仁不让；二则王竹斋无家庭拖累，这也是他冒死前往军营的重要原因。王竹斋的英勇义举为自己在杭州城赢得了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竹斋路”，而这份殊荣其实是属于整个杭州商会的。
慈溪有一位和陈嘉庚齐名的爱国华侨领袖慈善家吴锦堂先生，为家乡慈溪兴修水利，办学筑路，所做善事难以胜数，而紧随吴锦堂先生的就有宓廷芳的身影，只是依然像个隐身人，不为外界所知。在行文收尾之际，笔者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宓廷芳的记载，参与支持成立杭州市钱币博物馆的原始名单中，宓氏又赫然在列。
宓廷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杭州钱业的领袖，这其间为杭州城做过多少贡献，现在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我觉得这和宓氏祖传的“鸣琴”基因有关。至今为止能见到当时同仁的回忆文章中对宓氏竟然是无一贬语，回忆文章涉及清末民国初整个杭州金融界的风云人物，只有褒誉无一贬语的只有宓氏一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竟然能做到这一点，笔者在回顾中国金融家族的过程中也是极少看见的。
作者简介
徐兵，年生于上海。现就职于上海市银行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