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年5月29日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全文：
主持人：下面有请发表主题演讲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吴老是中国经济学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他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助力金融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请大家欢迎！
吴敬琏：最近正在热烈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时期，我们经济工作的主线，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这就是，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讲三点，我自己的体会和我的意见。
第一点，我认为，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的方针，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肯定。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的指导我们的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在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就发生着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对于这个经济向下，应该怎么来理解，怎么来对应，宏观经济学的已有的成果告诉我们，根据两个角度，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去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来应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应该说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观察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开始的时候，是大概在06年、07年，甚至更早一点时间，有经济学家发现，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变成了现实。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就是所谓三架马车，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呢？是因为需求不够，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所谓三架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所以应对的方针就面临着，所谓扩需求，扩增长，采取刺激。
但是这个办法执行几年以后，虽然反复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但是效果不佳，而且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刺激政策的效率越来越差，也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这个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从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展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率越来越差，如果说09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4万亿贷款，把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到了近年来，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可是效果越来越差，甚至没有效果，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造成了副作用越来越大，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迅速的提高。所以到了年的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到了年就发现，这个杠杆率还不断的升高。到年，国民资产负债的总杠杆率大概在左右，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这就是说，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从正面的效果越来越差，负面的效果越来越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的人认识到，通过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再进行，必须寻求更有效的办法，所以09年以后开始的争论，就是说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从需求侧入手，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后一段意见就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从供给侧来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们供给的基本要素中，过去主要是依靠了资源投入的增加，也就是说靠投资拉动。而效率的提高，这个因素，贡献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候，曾经有所进步，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研究都表明，效率的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由于过去一些造成效率提高的因素正在消退，比如说，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资源进入城市，这个结构改变，使得我们的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从后进的一个国家，用引进学习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当中国的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供给侧的几个要素，其中“效率提高”这个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而造成的经济下行。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下行的状态会持续，就不能稳定住。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供给侧三个主要因素：劳动、投资和效率提高，这三个因素中间，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投资已经过度的投资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所以，不能再依靠投资。我们要扭转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中间存在的问题，主要就是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以及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我们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式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我们具体的政策，都要适应，这个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呢？怎么提高供给的质量呢？
要靠改革，也就是说，要靠我们现在的提法，结构性改革，我看到有一些文章说，结构性改革像是一个我们中国发明的一个新词，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比较老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过。有一篇文章，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的争论，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提出一个意见，就是要做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意思是，总体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些环节，某些结构进行改革，修正主义，这个离我们比较远，这个基本意思，结构性改革的意思，就是说，总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对某些制度结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是说的50年代的事情。进入到了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在世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这个词还是经常有的。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交流，我们讨论过，为什么西方的经济讨论中常常应该用的词，而我们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常常不用这个词，而且又叫体制改革。大概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讲的体制改革，是要用整个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计划经济制度。而在西方国家，是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改革。比如说，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市场制度中的某些环节，因为已经是一个市场制度了，总体来说，但是某些环节上，有问题，所以要适应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这些环节上，这些制度框架进行改革。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杂志，也提出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们有一些文章，要进行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当时经济学杂志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着重是讲，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的体系，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改革。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用的，我们在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跟我们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甚至有冲突的，这些地方都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我们市场经济制度还是要完善。所以要提高供给的质量，提高效率，当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经济结构要优化，因为，效率不高，说到底，首先就是错配的问题，于是就造成了结构的扭曲，所以结构优化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是，改善结构，或者叫结构优化，或者叫结构调整，是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按照国际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04年以后，提倡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就是这种办法。从压来说，下指标，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有保有扶，有各种政府补贴，政府给贷款、给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看起来从04年以来做的这个办法，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对于什么是好的结构，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出判断，实际要靠实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实验在市场受到考验，然后找出路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起的作用，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我们在今天资源再配置的时候，它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另外一个作用，形成一种所谓金融的机制激励，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我们现在要提高我们的供给质量，要提高效率，应该哪一种办法为主呢？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政办法都有人用，但是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所谓更好的发挥，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包办一切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的这件大事上也要用新办法，不要用原先的老办法。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用新办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怎么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建立，我刚才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其实这个目标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当时说在二十世纪末期要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不过后来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件事，我想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当前的重点任务，三期一降一补，一件事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先有错配，结构变得不好了，结构扭曲了，现在转回来，转回来就是实现再配置，使它资源配置变得有效，靠什么呢？靠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件事，降成本，降成本可以用降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市场的优胜劣。市场竞争使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好的例子了，比如说，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不是用降指标来限定去多少产能，减多少源，而是通过市场，比较平稳的实现了去过剩产能，和实现人员的有效流通。像这样的实例，已经发生，我们要推动这种办法，进行的改革。
最后一点，我想讲金融，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金融体系的改革，会是我们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应该说，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有些方面，进行得不错，比如说核心的改革，就是资本价格的改革，一个叫利率市场化，一个叫汇率市场化，比原来预料还要进行得快一些，还要顺利一些。但是，虽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改革，可是单项突进，不可能发挥整体的系统性的效果。其他的方面的改革，也亟待的推进。比如有一些市场发现价格，在对冲风险上，这个期货市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期货市场似乎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所以怎么能够支持各种金融创新，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跟整个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来考察，中间有些很重要的环节虽然也许在总体中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进展如果不能够达到要求的话，光是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利率和汇率，真正的反应资本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说，征信体系的建立，想当年，吴晓灵在当副行长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征信体系怎么建立，到现在来说，虽然最近有一点动作，但是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市场金融体系建立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建设，像这些方面如果不能进展的话，会拖累整个体系的建设化。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个监管的问题，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所以，监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监管体系长时期的就存在着争论，就存在着缺点，比如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在9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有一场大的争论，对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完善，当时的证监会的高西庆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的风险：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施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寻租场。后来，在21世纪初期的证监会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作为百日新政，好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这方面到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使得一些违规的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的猖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原则性的决定，就是要从事前的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要靠审批来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有明确的规则规范，那么就加强流通。这方面还有很多业界的有见解的人士发言。
最后提出一点，我们金融改革，怎么跟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要供给方的提高，不能靠扩需求，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短期政策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短期政策的还是要用的。在用短期政策在某些时点上，用增加需求的方式，抑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这样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改革怎么配合，我想我们应该从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中间取得教训，西方国家在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今到全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中，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往往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就会放松，就会放任一些违规的行为，高风险的行为蔓延开来。所以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一个争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这两者都不能持续，为什么会发生两房（注：房利美、房贷美）的问题，那是需要执行一个扩张性的政策。所以对于有一些行为，对于衍生工具的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那就往往会放任不管。我讲这些，提供给各位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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