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年只看一部国产电影的话，有人说必选《八佰》。年10月，日军接近上海，基于保存实力以利于日后反击的考虑，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只剩下余人殿后。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有人，他们保卫上海闸北的“四行仓库”，以少敌多，击退日军十余次疯狂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抗日到底的信心与士气。影片中的“四行仓库”建于年，因系交通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而得名。它位于上海闸北区南部、苏州河北岸，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楼房，亦是当时闸北一带最大最坚固的建筑物，并储藏着大量的食品、弹药和救护用品，故一度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部所在地。如今，该建筑正门显示的门牌号码是“光复路1号”，外墙上留有密密麻麻的弹孔，让人似乎还能闻到战争的气息。既然谈到“四行仓库”，那么就不得不提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吴鼎昌这位横跨金融界、新闻界、政界的“多面手”。
吴鼎昌(—年)，字达铃，笔名前溪，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四川绥定(今达县)，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沉浮于金融界、新闻界和政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际遇使其认识到:“政治资本有三大法宝:第一是银行，第二是报纸，第三是学校。缺一不可”。因此，他在贵州执政期间(年—年)还创办了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一向落后的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并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花溪闲笔续编》等学术专著及随笔。
吴鼎昌出生于“师爷”家庭，他的父亲常年在四川绥定府做幕僚，家境殷实。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甲午战争后，与中国的积弱衰败相比，东邻日本却快速崛起与强大，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学习他人先进技术的热情。年4月,吴鼎昌考取了四川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先入成城学校普通科，后考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结识胡政之、张季鸾，开始了民国名报《大公报》“三驾马车”最初的友谊。年6月，学成归国并参加了9月在北京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商科进士出身，复试后又获授“翰林院检讨”，并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此后，前往东三省任职。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投靠蒋介石，从此摇身变为国民党之鹰犬，使《大公报》的立场从“四不”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之工具。年7月至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其最后一个主要官职是总统府秘书长，即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可谓是“子承父业”。也正因此，他被中国共产党定为了国民党第17号战犯。新中国成立后，定居香港直至病死，结局可悲。
在吴鼎昌的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无疑是其银行家生涯。清末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后，经其伯父山西藩台吴匡涛举荐，吴鼎昌在总督府度支和交涉两司供职，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矿务局总办。后锡良被调任陆军部尚书，吴转任度支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总监督叶揆初的会计主任，自此跨入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银行界，旋即任江西分行总办。中华民国建立后,他又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军用票发行局总办。后南北议和，随着机构转移北京，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他又出任中国银行首任总裁。第二次湖口革命之际，经梁士诒保举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年，吴鼎昌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将其打造成了著名的“北四行”之一，市场声誉一度超过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年1月，盐业银行等四家银行出资设立“四行储蓄会”，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吴鼎昌出任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在当时，储蓄是吸收游资的重要手段，尽管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一直与其明争暗斗，意图占据“四行储蓄会”主任的位置，但吴始终想方设法不放弃领导权和控制权。这使得其既拥有四行准备库的发钞权，又有储蓄会的现款收入，再通过自己把控的舆论工具《大公报》造势，多财善贾，长袖善舞，俨然成为了北方金融界、新闻界的权威人物。
吴鼎昌无论在银行业，还是在新闻界，抑或是在政坛都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但说到底其本质上还是一位文人。这也就自然要论及其笔墨辞章。笔者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暂且不论明清以前，即便只是民国时期受过一定旧学教育的人士，其日常书写水平也早已超过了今天那些书协会员甚至所谓“专业书法家”的水平，这也是书法专业化的悲哀。言归正传，就吴鼎昌而言，他本身就是吃“笔头饭”的，其书法亦未见有何名家大师传授，功底自然来自幼童时期的家庭熏陶或塾师启蒙。当然，从其中年后的一些墨迹来看，也绝非仅限于“童子功”，即:在成年后，其于书法上还是做过一些研究、下过一番功夫的，绝非一般文人任笔为体、信手拈来。
由于吴鼎昌并不以书法名世，故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作品并不多，特别是大字作品。笔者曾在贵州花溪区花溪公园内的坝上桥桥南蛇山岩壁上见过其题写的“坝上桥”三个楷书大字，每字约0.3米见方，透露出纯正的柳、欧气息，笔画方圆兼施，以方为主，点画劲挺，笔力凝聚;结体中宫收紧，既造险又工整，可谓欹侧中保持稳健，紧凑中不失疏朗，扎实的传统功力不容置疑。如果说这件作品还是传统型的，那么其为户部“造币总厂”题写的门额四字，则无疑是对唐楷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一方面，用笔提顿较少，具有唐人写经那种较为圆润流转之感;另一方面，结体上也有意识地减少了尖锐空间的出现，字内布局较之柳体、欧体更加柔和圆转。这种处理手法，虽然使每个字的视觉冲击力有所减弱，但却多了一份清新温雅的感觉，让观者既感楷书的严谨与法度，又领略行书、隶书那种随意自然之韵味。
需要注意的是，从吴鼎昌面世不多的信函来看，他对出土不久的汉简极有可能做过研究或学习，这也与其独特的社会地位有关，因为当时一般人是不太有此机会和“眼福”接触简牍的。就其信札来看，无疑将简牍书法的一些用笔手法溶入了行楷书，但又显得十分和谐、自然，决不是生硬的嫁接与拼凑。这是笔者比较推崇其书法的主要原因。反观近现代许多书家，虽擅多种书体，却不能融会贯通，书体之间没有关联,总体风格不协调，因而不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而吴鼎昌的行楷书能在魏晋的基础上，采用简牍笔法书写，并且在字形上又加以大小长短的错落与变化，似工非工，给当时碑学笼罩的书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样式，但又与其整体书风一致。
吴鼎昌的字之所以丝毫不逊于今天的专业书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书法真正体现了中国书法这一文人余事的定位和相当的文化品位。当前书家出作品集多矣，然翻开阅读，所书内容大多为唐诗宋词，虽是千古名作，但早已审美疲劳，毫无新鲜感、陌生感。而吴鼎昌这一代文人书家所书内容大多是自己撰写的联语、诗词和手札，让人赏其书又可赏其文，从中得以体悟其学术人生、艺术思想和文化素养。这就是吴等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字却耐人寻味的原委。吴鼎昌在贵州执政期间，因患高血压，遵照医生的嘱咐，每逢星期日都要从省政府官邸赶到距离省城18公里的花溪碧云窝岩头修养，便“以读诗作诗消遣”。因热爱花溪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他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其《花溪题壁四首》之一:
花溪山水胜前溪，准拟移家老圃畦。忽觉使君身是客，鸟声人语惜栖栖。又如，《坝上桥》诗曰:彩笔新题坝上桥，驻看飞瀑卷回潮。一堤游屐春秋盛，万亩溪田雨露饶。却喜人家添两岸，更栽杨柳舞千条。江南风景天涯客，月夜何堪听玉箫。
作为身跨金融、报业、政治三界的近代闻人，后世对吴鼎昌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称其精明强干、颇具胆略;也有人说他投机钻营、只为做官。这正如某位哲人所说:人总是有两面性的，往往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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