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是中国金融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开幕式环节，嘉宾们聚焦此主题，共同描绘中国金融改革与开放新蓝图。
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开幕式现场致辞。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郭树清委托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念发言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阎庆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HalS.Scott在论坛全体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开幕仪式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廖理主持。
邱勇：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担当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邱勇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金融业服务水平、竞争能力和营商环境大幅提升，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金融也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金融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升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邱勇指出，改革和开放也是清华大学持续提升办学水平的必然选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清华人有着追求卓越的传统，永远秉持变革和开放的精神。面向未来，百余年厚重的积淀和创新发展的活力给予清华人自信和力量，清华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发展。五道口金融学院融汇清华百年文化和学术优势，传承沟通业界、引领实践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积极开展服务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研究，做中国金融业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成功举行四届，在业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邱勇表示，论坛一定会越办越好，在推动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创新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张晓慧：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向供给侧改革要动力
张晓慧在致辞中表示，最近一年来，每个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依然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虽已走过十年，但对金融市场运行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退。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却沉渣泛起，逆全球化抬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高度复杂多变。不过，正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就是说，在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中，同样蕴藏着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机遇。持续扩大各领域，特别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
张晓慧指出，从国内看，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方面，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放缓，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区域走势分化态势较为明显。实体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来自金融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格局和金融创新的活跃，也对金融调控能力和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关税、政府补贴以及国企、环境、劳工等新议题。这不仅要求我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更要求国内深化改革必须取得新突破。
“当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活力和服务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不匹配，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也只能向供给侧改革要动力。只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开放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方能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共同形成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张晓慧说。
郭树清：多管齐下扩大开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肖远企代表郭树清发言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出席本次论坛，并代念发言稿。
郭树清主席在演讲稿中表示，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美国加征关税的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郭树清主席表示，美国事实上从对华贸易逆差中获得极大好处，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现代强权逻辑。中国四十年前开始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些都是建立在企业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没有一个项目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方签订的。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
对于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开放，郭树清主席提出，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中国也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
郭树清主席在演讲稿中指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此外，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同时防控好金融风险。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
最后，郭树清主席强调，中国发展要立足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能不能走的更加稳健，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首先要有效应对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陈雨露：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金融工作主线
在主旨演讲环节，陈雨露介绍了人民银行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探索，包括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
陈雨露表示，稳健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是激发商业银行信用扩张意愿。
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陈雨露指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是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围绕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体目标，近期人民银行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债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积极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积极配合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
对于普惠金融发展，他认为，有效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部分小微和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既有周期性、结构性、政策性方面的原因，也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实施，发挥“几家抬”的政策合力。
在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方面，陈雨露表示，下一步，将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继续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一是继续推动全方位的金融业对外开放，确保各项措施落地实施，积极研究新的开放措施；二是加快转变开放理念，过渡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系统性、制度性开放；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策制定透明度；四是将扩大开放和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工作的主线。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还有大量细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要去完成。”陈雨露说。
阎庆民：四方面综合发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开放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大变局的时候，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复杂严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稳增长、防风险的任务艰巨、意义重大。阎庆民在主旨演讲中介绍到，可以从四方面来推进金融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第一，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对此，阎庆民表示，一要逐步改变我国当前“货币多、资本少”的金融结构；二要下大力气补短板，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三要努力化解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继续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
第二，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阎庆民提出，一是要大力发展普惠性金融，二是大力发展政策性金融，三是大力发展“新金融”。
第三，提高金融产品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要素的供给最终要以金融产品为载体才能实现，要注重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质量与可获得性。阎庆民介绍，一是提高金融产品的适应性，二是增强金融产品的灵活性，三是提高金融产品的复合性，四是丰富金融产品的避险性。
第四，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金融监管是维护市场安全稳定的基础，对此，阎庆民介绍了自己的四点想法，即增强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协同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阎庆民表示，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一是要加快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步伐，完善发行、上市、退市、交易、并购重组等一系列规则；二是要压实中介机构的责任；三是优化交易监管制度，不允许行政干预股指，最大限度实现投资者的公平交易；四是强化交易全程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准确、完整、及时披露信息；五是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加快推进《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实现持续监管和精准监管；六是构建多渠道提高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的阵地；七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
朱民：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朱民在主旨演讲环节做了“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供给侧改革”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我国人均GDP从年到年的变化，认为我国目前处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入口，人均GDP增长速度能不能稳住，人均GDP能不能往上走，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大的宏观挑战。
他举例介绍，拉美国家人均GDP追赶美国的过程。有些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50年几乎没有变化，关键是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普遍出现农业的就业和占GDP比重在下降，工业逐渐先上升后逐渐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个典型的世界发展结构变化。
朱民指出，中国年以后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占50%，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在产业结构转变上和世界的整个结构转变是完全一致。今天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服务业的比重就丢掉二十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这个格局继续下去，增长速度一定下降。所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对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朱民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毫无疑问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特别重要的方面。从世界的经验来看，仅有改革开放还不够，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如此之大的时候，需要科技的力量来赶上制造业的水平，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未来，它几乎改变了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未来将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HalS.Scott：建立清晰的政府干预规则应对金融风险
金融业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如此，让很多人担忧金融行业管制，害怕监管的放松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对经济产生破坏。HalS.Scott教授在主旨演讲上表示，从发生在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来看，金融系统性风险看起来是发生在银行业，其实也可能是出现在资本市场。更详尽地来看美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其所产生的金融恐慌并没有发生在银行业，反而是在金融危机出现后，这种金融恐慌发生在了资本市场。
HalS.Scott教授提出，最近金融危机所发生的金融恐慌主要是在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领域。银行有很高的流动性和资本需求，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不会存在风险。正常来看，银行业的流动性和传染性相关，流动性尤为重要。要避免危机的产生，就要有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
同时，在资本市场当中也避免这种情况。HalS.Scott教授指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应对资本市场危机的工具，能够像在银行业一样，对危机进行抑制。因为资本市场发生危机后，会引发市场的崩溃而不是挤兑。中国资本市场更多是以散户为主，而不是机构，相对而言就更可能会出现股灾这样负面的影响。
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风险，最优的应对方式是金融监管事先建立一套可以用来干预危机的清晰规则，而不是临时干预。临时决定的政府干预资本市场可能会破坏这个市场的信任机制，规则的建立要经过广泛各个部门的讨论。HalS.Scott教授表示，一旦已经有这些规则之后，它们要得到正确执行，不要过度执行，或者执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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